刘恕(1032~1078),字道原(一作元),筠州(今高安市)人。北宋皇襦元年(1049),刘恕登进士第，曾任巨鹿主薄、和川县令、著作郎、南康军监酒税、秘书丞等职。元丰元年(1078)九月,刘恕因中风病逝,享年47岁。其父刘涣将他葬于星子城西。元话七年(1092)十一月,其子刘羲仲又将他迁葬于江州德化县(治所在今九江市)之龙泉。著有《十国纪年》42卷，《疑年谱X年略谱》各1卷，《资治通鉴外纪》10卷

        刘恕史学造诣很高,司马光称他为“当今史学无能出其右者”。王安石对苏轼说:“您应该重新写一部三国史。”苏轼推辞说:“我老了,不行了。我愿意推荐刘恕代替我修三国史。”黄庭坚为史学家刘恕撰写了墓志铭。

        刘恕从小十分聪明,读书过目成诵,能引用古文解答问题。8岁时,家里来了客人,客人与他的父亲谈论孔子和《论语》的话题。有位客人说孔子没兄弟,他立刻举《论语》“以其兄之子妻之”(即孔子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南容),这一句以对,在座的客人都被他震惊了,可见他幼时即已熟读经书。13岁时,他想参加科举考试,又怕考不中。于是他就去拜谒曾经的“神童”宰相晏殊,向他请教。刘恕反复提史学方面的问题,结果连这位著名的词人宰相也被问住了。皇祐元年(1049),18岁的刘恕登进士第。当时皇帝有诏,能讲经义的考生另外奏名,应诏的只几十名。主考官赵周翰向刘恕提出20多个关于《春秋》和《礼记》的问题,他对答如流,先谈各种注解,再列举先儒们各种不同的看法,最后发表自己的见解。主考官大为惊异,遂把他列为第一,其他文章也被列为高等。非常遗憾在廷试中,刘恕却不知为何没有考中。但朝廷感觉人才难得,便再让他到国子监试讲经书,又列为第一。短时间内两次获得第一,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刘恕一时间名动京师。

        刘恕弱冠就中进士,开始为官生涯。刘恕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风格与他的父亲刘涣极为相似。刘涣,与欧阳修同年进士,为颖上县令,为人志洁高尚,清正廉洁,文采很好,尤其精于史学。刘恕以后的成才及为人无不受其父亲的影响。刘恕曾当过巨鹿主簿、和川县令,史书说他“清理赋税账目,对每年征收的赋税数额都张榜公布,限制属吏借收税中饱私囊。他还救济孤儿和没有子女的老人,惩治豪强和盗贼,断案依据是非曲直。因此深受百姓爱戴,完全可以作为后世的榜样”。在政治上,虽然他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总是“当面指摘新法的不足,对就说对,错就说错”,“议论新法的得失从来不隐瞒”。对质朴厚道者,他会亲如兄弟;而对那些奸蹦谄谀之徒则视如仇人。他为官清正,从不收受礼品，与“不拿一方石砚”的包拯同以清廉著称。

        刘恕非常好学爱书。他自己虽藏书不少,“百楹书万卷”,但犹嫌不足,往往求书不远数百里,亲自去抄、读。毫州(今安徽毫县)知州宋敏求家有不少藏书,刘恕便亲自绕道到毫州借阅。宋敏求每天设宴款待,以尽地主之谊,他却辞谢说:“我来是为了看书,不是为了醇酒美食。天天赴宴非常耽误我读书。”硬是把自己关在藏书阁里,日夜背诵、手抄,将所要看的书看完才回去,以致眼睛的视力大为下降。有一次,他和司马光同游万安山,发现路旁有块石碑,吹掉上面的尘土,发现上面刻有五代时的大将。同行的人都不知道碑上所刻的人,只有刘恕能说清楚这个大将的事迹。回去后翻看史书,发现刘恕说的都是事实。

        为了编修《资治通鉴》,刘恕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倾注了毕生精力。熙宁二年(1069),参知政事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领导机构,因爱惜刘恕的才华,想让刘恕到制置三司条例司任官。刘恕沉迷于修书,以不懂钱谷事物为由婉言拒绝。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出知永兴军,第二年改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一直退居洛阳,仍以书局自随。刘恕也以奉养父母为由,请求调任江南东路南康军监酒税,仍遥隶书局(资治通鉴的编撰机构)中。为了与司马光面商修书事宜,于熙宁九年(1076)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前往洛阳。在南归途中,刘恕不幸遭母丧,悲痛欲绝,加上一路风寒,不久就中风,右手足偏瘫。尽管身患重病,但他坚持用左手写作,仍然像以往一样刻苦学习,一有空就修书。

        由于坚持带病工作,编修工作进展很快,刘恕去世时所负责的工作基本完成。只有他负责所编的《资治通鉴》长编没有收尾,另有原计划自行撰写的《通鉴后记》也没完成。对于他的死,司马光感到非常痛惜。《资治通鉴》书成后论功行赏,虽然刘恕已然病逝,皇帝还是授予其子刘羲仲官职以示优恤。

        刘恕个性耿直,是个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人,平时喜欢抨击他人缺点、过失。但他也曾著书自查自纠,称自己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及时反省自己并改过,他这种“自攻其短,不舍秋毫”坦荡的胸怀,令人肃然起敬。苏轼将他比作孔融、汲黯,《送刘道原归觐南康》称赞其“高节万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