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商文化的报春花

        长期以来，史学家认为：先秦时期的江南地广人稀，荆棘丛生，尚处在“南蛮 之地”“荒服之地”，社会经济滞后，其文化远不如中原殷商文化。然而，1973 年 修筑清江县吴城水库时，却发现一处大型商代遗址，揭开了江南商代文明的序幕， 吴城也因此名闻天下。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此发现为“殷墟文化过长 江的报春花”。

        1973 年 8 月初，清江县博物馆黄颐寿、何喜林、黄荣春在筑坝取土现场发现了 纹饰特异的陶片，凭借专业学养，他们认为这是古老的东西，出于保护文物的责任心和职业的敏感性，及时向省级文物部门汇报这个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苏秉琦收阅江西省文物部门寄来的文物标本和照片后，预感到这将是江南地区首 次发现的大型商代遗址。

吴城遗址航拍照

        同年 9 月～ 12 月，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和清江县博物馆联合进行了第一次 试掘，收获颇丰。次年元旦刚过，考古队负责人李家和带着发掘现场照片和数十斤 的出土标本送往北京鉴定。

        此时，北京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故宫武英殿却春意融融。国家文物局局长王 冶秋和苏秉琦、史树青、邹衡、李学勤、安志敏等著名考古学家济济一堂，他们捧 起标本仔细观看，时而深沉，时而交谈，个个兴奋不已。面对吴城的马鞍形陶刀、 陶纺轮、陶豆、几何印纹硬陶片、陶器上刻划的文字，青铜锛、青铜凿、石刀、石 镰等一大批文物以及照片，一幅幅商人南下的鲜活场景在专家们眼前呈现。

        仅凭这些标本专家们对吴城遗址产生了很高的评价，断言吴城遗址可能是江南 地区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人类居住遗址，对于研究南方文化以及探索中原文化与 南方地区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科学价值。

        1 月 12 日，国家文物局再次致函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强调必须保护吴城商代遗址。 经过文物部门与县政府有关部门协商，决定将吴城水库坝体上移 100 米，以避开遗  址中心区。正因此举，吴城遗址的大部分区域才得以保护下来，并在日后成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十次科学发掘

        自 1973 年秋季至 2002 年，考古工作者对吴城遗址先后进行了十次科学发掘。

        1974 年 3 月至 8 月，由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联合清江县博物馆对吴城遗址进行了 第二次发掘，并对遗址进行全面钻探，获取了遗址文化堆积分布的初步资料。期间， 省博物馆馆长张汉城率队赴国家文物局汇报第二次发掘情况，并邀请北京大学考古 专业到吴城考古实习，以支援发掘工作。

1974 年第三次发掘现场

        1974 年秋冬，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江西省博物馆、清江县博物馆三家  联合进行第三次发掘，发掘时间 11 月至翌年 1 月，部分吴城遗址出土文物在北京《各  省市自治区新发现文物汇报展览》公开展出，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三次考古发掘，

共揭露面积 1482 平方米，清 理出房基和青铜器、石器、 陶瓷器、玉器以及铸铜工具 石范和陶铸件 500 余件，几 何印纹陶纹饰 30 余种，陶文 与符号 66 个。根据典型探方 的文化堆积叠压关系和出土 遗物的不同特点，学者们初 步将吴城遗址的文化堆积分 为三期，其年代大致是：第 一期，相当于河南郑州二里 岗上层；第二期，相当于殷 墟早、中期；第三期，相当于商代末期至西周初期。吴城遗址时代先后延续 400 年左右。1974 年底，郭沫若主 编的《中国史稿》收录了吴城商代遗址的研究成果，同时编进了中学历史教科书。 1975 年 2 月 29 日的《江西日报》、4 月 21 日的《人民日报》、3 月 28 日的香港各 报刊陆续报道了吴城遗址考古发现的重要新闻。自此， “商文化不过长江”的旧史 论断被吴城考古成果改写，“荒服”之地的江南上古文明重现天日。

        鉴于吴城遗址的重要性，江西考古工作者为全面、科学地了解吴城遗址的历史 信息，自此开始了漫长的探索之路。

        1975 年 7 月至 9 日，省县联合进行了第四次发掘，揭露面积 671 平方米，清理 出灰坑、房基、陶窑、墓葬遗迹，出土复原器 300 余件。此次发掘丰富了前三次发 掘成果，进一步揭示了吴城商代遗址的文化内涵。

        1976 年 7 月，山前乡林场下放知青在吴城遗址正塘山发现三件商代青铜兵器， 其中矛 1 件、戈 2 件，制作精美，纹饰纤细工整，风格独特。同年文物通讯员卢转 生弟又在吴城附近发现了龙足虎耳铜鼎，成为日后吴城文化定性的一件标型青铜器。

        1978 年 8 月 24 日至 9 月 3 日，由江西省历史博物馆和文物出版社联合发起的“江 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庐山召开，22 个省市的 35 家文博单位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吴城商代遗址是打开江南古文化宝库的“钥 匙”和确立年代学的“标尺”，这一考古发现意义十分重大。

        1979 年 9 月至 10 月，省县联合进行第五次发掘。这次发掘面积 175 平方米。 发掘期间对土城内的茶树林进行了全面钻探，发现一片面积达3000 余平方米、厚 1 ～ 2.5 米的文化堆积，为此后有计划的发掘创造了条件。

        1986 年 4 月，江西省第一个野外考古工作站—吴城考古工作站建立，苏秉琦 先生在贺信中指出： “建立吴城遗址工作站，是江西文物考古工作向前迈了一大步， 可喜可贺。”

        1986 年 9 月至翌年元月，由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 樟树本地文物部门联合进行了第六次发掘。获得两项重要成果：一是商代龙窑的发 现，把我国龙窑出现的年代提前了近千年，说明吴城出土的陶瓷器是在本地生产的， 是中国陶瓷史研究的又一重大突破。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黄景略专程从北京来吴城考 察商代龙窑，回京后即委派国家博物馆专家锡长禧到现场指导搬迁保护工作。二是 长廊式道路的发现，说明吴城商代遗址不是一般的村落居址，应是一处具有城邑性 质的大型聚落遗址。

        1992 年 9 月至 11 日，省、市联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进行了第七次发 掘。这次发掘的目的是揭露“长廊式道路”的全貌，共揭露 1300 平方米。初步推断 这是一处由道路、建筑基址、祭祀台坛以及红土台地、柱洞群等组成的大型祭祀场。 结合前六次发掘资料分析，基本上可以肯定吴城遗址是殷商时期南方一处重要城址 或方国都邑。

        1993 年 9 月至次年元月，省市联合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进行第八次发掘。 这次发掘清理出一批灰坑和火烧坑，出土了青铜器和陶文、符号等。发掘期间还征  集到山前乡桥背村村民张晓如在正塘山采集的一件青铜斨。

        1995 年秋冬，由省市文博部门联合进行第九次发掘。这次发掘通过剖析西城墙， 初步确定了吴城遗址城墙年代为吴城文化二期，城墙外有护城壕。在不足 2 平方米  的壕沟发现有 4 个人头颅骨和牙齿。此后，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将吴城遗址定性  为商代中晚期城邑遗址。

        2001 年底到 2002 年初，为了进一步弄清吴城城址的年代及性质几十年来均无确切答案问题，省市联合作了第十次发掘。此次发掘再次对吴城遗址西段城墙进行 了扩大性解剖，通过发掘确立了城墙始建于吴城一期，二期对其进行了加固、垒高， 三期渐次废弃。

        从其结构来看，整座城墙由墙体和壕沟两部分组成，墙体呈上窄下宽的梯形， 护城壕为下窄上宽的倒梯形。

        从其构筑方式看，一期城墙是依自然地势堆筑而成，二期城墙在墙体内侧挖建 了一段与墙体平行的基槽，然后再在其上作进一步的加宽增高，构筑方式亦是堆筑， 这与同期中原地区城垣夯筑的方式不同。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壕沟内使用时期所形成的堆积层上部，于四平方米的范围 内出土人类颅骨 16 个，其埋葬方式为乱葬，未发现躯干及肢骨，其中多为男性，有 明显被锐器砍伤痕迹。初步推断，这批颅骨在城壕中的出现，当与征伐有关。颅骨 的埋葬年代为吴城三期，它与吴城商代都邑的消亡有着密切的关系。

        吴城遗址最突出的考古成果就是确立了吴城文化，吴城就是文化分布的核心地 区。吴城遗址分布面积约 4 平方公里，其中心区土城内有 61.3 万平方米，它是殷商 时期屹立在江南的一座方国都城，由原始农业聚落跨进方国文明时代。

吴城城墙

国号虎方

        夏商周时代，是秦汉帝国大一统时代的前奏，中原王畿之外方国林立，中华文 明犹如满天星斗，各放异彩，下面就让我们循着考古发现，去寻找这座古老方国都 邑的历史魅力吧！

        甲骨文中作为国族名称的虎，有虎侯和虎方两种记录，虎侯是商王的近臣，其 领地在王畿之内的庸，商王也时常到虎地视察，虎方则是商王朝以外的方国。

        关于虎方，卜辞有记：

        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

        至于虎方的地望，从南方出土的青铜器中我们可以发现端倪。赣西邻近的湖南 醴陵出土的青铜象尊，身躯、四足中饰有 13 只伏虎。宁乡县老粮仓北峰滩出土的一 件商代大铜铙，器内有四只伏虎。江西新干和吴城先后出土了 4 件卧虎耳铜方鼎和 8 件卧虎耳圆腹鼎，这表明虎方的地望在赣鄱腹地及湘赣交界地带，将虎的形象以圆 雕或高浮雕的形式表现，说明其为“国徽”的象征。

择中立国

        雄踞鄱阳湖以西、洞庭湖以东的强大的虎方建立了国家政权，筑起高耸土城垣（樟  树吴城），创造了文字，铸造使用青铜器，是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以长江为天然屏障， 阻止了商人的南进，使得方国区域的商代文化自成系统、独立发展，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南土青铜文化。

        商代先民选择吴城作为城邑，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的原则。樟树吴城，位于赣江支流萧江南岸的台地上，地处赣鄱腹地。赣江经此注 入鄱阳湖汇入长江，袁水与赣江亦在此汇流，故而成为古代南北交通的要道，水陆 交通极为便利，是建立中心都邑的理想环境。这里又处于鄱阳湖平原和吉泰盆地的交汇处，地势平坦，水网密布，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原始农业发达， 周边分布着上百处原始农业聚落，人口稠密，为初期城市的形成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从交通条件来看，吴城可以通过萧江与赣江—鄱阳湖水系的广大地区沟通，还可 以通过赣江支流袁水或长江与洞庭湖平原发生联系，各地的特产通过发达的水网运 抵城邑，王命也可以通过水运快速地传达至每个乡邑，这种地理条件使得吴城发展 成为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中型方国都邑

        邑作为居民聚居体，在夏商具有普遍意义。邑脱于原始社会氏族共同体聚落或 野蛮社会高级阶段城堡，但本质不能等同。《周礼·地官》云： “大司之职，掌建 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 “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 疆而沟封之”。里宰“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说明邦国都 鄙与制邑的层级整合，是阶级社会产生和国家出现以后的产物。显然邑是一种具有 行政建制单位性质和社会组织，或标示着一定的人与地相结合的社会结构，以其一 定的框架构成一时代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的一种单元实体。

吴城是商代中晚期方国都邑，面积61.3万平方米，城墙残高5～ 15米，基宽21米、 顶宽 8 米左右，城外有宽达 6 米多的护城壕，南门、西门、北门、东北门、东门等  五个城门的一侧，设有马面形瞭望台，以观前方敌情。城内分布的居住区房址、水井、 道路、大面积的制窑区、铸铜坊址和祭祀区，土城南关外正塘山墓葬区，这一系列  要素构成都邑的主体框架。

大型祭祀场

        国内外学者认为，判定一个地区是否进入国家性质的早期文明，很重要的一个 标志，就是在聚落中心必须要有政令发布、国民精神教化的公共场合，即祭祀场所。

复原的祭祀广场

        那么，虎方国是如何来统治国民的精神呢？在上古时期宗教信仰显得尤为重要。 宗教信仰属于社会意识范畴，乃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商代的祭祀对象主要分为上帝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

        商代甲骨文中反映的上帝权力具有超自然的色彩， “帝害我年”（《合集》10124）握有左右农作物收成，“令风”“令雨”等发号施令的神威。

        殷商诸神中占要位者还是与商王有明确世系血缘关系的先祖先王、先妣先母以 及已故诸子，如“翌乙酉侑伐于五示：上甲、咸、大丁、大甲、祖乙”（《丙编》 41）之类。

        自然神祭祀中的日神崇拜在吴陶陶瓷器上显得十分重要，似太阳图案的圈点纹 大量流行，并装饰在显著位置。“日出东方，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庄子·田 子方》）。日光对人类生活和生产实践有至关紧要的影响力，古往今来，是为恒率。 世界各地古老民族，受认识观念所限，几乎普遍有过日神崇拜。

        《山海经·大荒东经》云： “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经，一日方出，皆载于鸟”“日 载于鸟”反映先民对日出日落的想象力，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太阳崇拜有类似之点。 如古埃及有太阳鸟之说，叙利亚有鸟负日说。而中国则以现实生活中的乌鸦为幻想 依据。吴城一纺轮上就有太阳鸟（乌鸦）的变体形象。

        吴城作为虎方国的都邑有着大型的宗教祭祀场。从目前揭露的状况看，吴城商 代宗教场所主要由长廊式祭祀通道、红土坪地、祭祀坛、柱洞群、宗庙建筑五大部 分组成，并由路把它们连接起来，有机地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庄严肃穆的商代宗 教祭祀场所。

        根据路的结构和规模分析，路分为东西两段，长约 76 米，东段宽 3 ～ 6 米不等， 路基由陶片、鹅卵石、黏土以及灰烬、红烧土混筑而成，类似“三合土”路面。西  段构筑考究，于路的两侧分布对称柱洞，路基的鹅卵石面增加，但路幅变窄，幅宽  1 ～ 2 米。从其构筑判断，上应覆有茅草顶，两侧有木柱廊，营造出遮挡风雨日晒的  长廊式通道，以此告示公众，走在上面的人是有身份、有地位的统治者，表现这里  等级制度严格，出现了阶级分化，产生了王者集权。

        该路的西段末端又分为两支道，一路通向红土台座，一路通入建筑基址。建筑 基址地段为祭祀场的核心区。建筑基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面积约 30 平方米，门道 宽 1.20 米，门道两侧有对称的门墩，门墩中央各有一柱洞，可能已使用转轴式启闭 门工艺。

        室内东南角构筑有近似长方形土坛台，长约 4.60 米、宽约 1.93 米，台面铺垫有 一层厚 10 ～ 12 厘米的白膏泥，以显示主祭人的地位。

        根据建筑基址处于祭祀场的中心位置判断，此建筑功用和性质当为议事厅（即《诗 经》中的公堂），或是祖庙，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红土台地边缘西南侧与路拐角处三角地带，以及台座的东南侧，分布有上百个 柱洞，这种遗迹应称为木主，即用于插旗杆或祭祀的家畜头颅所用。

红陶面具

        吴城祭祀场是国内已发现商周祭祀场体量最大，最为完整的祭祀场所，对于揭 示虎方国的宗教建筑有着重要价值。

发达的青铜文化

        虎方国吴城有着发达的青铜文化，不仅有代表政治权力的青铜礼器，也有掌握 先进生产力水平的青铜工具，更有征伐用的兵器。同时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均在本地 制造，铜料取自于虎方国的铜料基地—瑞昌铜岭铜矿山。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青铜器兼具这两方面功能。吴城遗址先后  发现青铜器 30 余件，其中礼器 6 件，有鼎、尊、斝及器盖等；兵器 11 件，有矛、戈、 剑、镞等；生产工具 14 件，有斨、锛、锸、凿、刀等。

        礼器中的青铜斝，颈、腹饰卷云纹和凸出的目纹、连珠纹。立柱菌头为圆涡纹。 有学者认为，青铜器上的涡纹应是火纹，具有对太阳和火神崇拜的双重意义。

        兽面纹虎耳扁形虎足青铜圆鼎，系吴城附近横塘采集。该鼎半环状立耳伏虎， 下置三扁形足。腹部大部环绕纹饰，宽阔紧密，由三组兽面纹相连而成。立耳上的 虎呈静卧状，四肢曲状，尾垂端卷，虎头硕大，口嘴大张，三角利齿，双目浮凸， 大耳耸出。此鼎形体高大，气势恢宏，是吴城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青铜器之一，表现了独特的虎崇拜。

青铜斝

        凤首青铜钮盖，器形似鼓起的 半圆伞状，捉手成鸟头状，高冠， 凸目，尖勾喙，粗颈竖立，敛尾。 颈部饰宽线条的卷云纹。环绕凤首 的器盖中部饰宽线条的羽纹，呈圆 饼状，近似两组对称变体云雷纹组 成的兽面纹。盖沿饰一周云雷状的 卷云纹，风格粗犷、流畅。

        兵器中的五件矛、三件戈， 生产工具中的四件斨，皆形制多 样，美观而实用。其中亦有国家一级文物，兵器出土时寒光闪闪，沉睡 3000 余年，完好如初。

        吴城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就是在冶铸工艺技术方面具有自身特  色。在熔铜方面，吴城出土了大批冶  铸遗物。唯不见其他地方的坩埚熔铜， 即陶制坩埚，而吴城却采用平地挖坑  构筑半地穴式的竖炉炼铜法。在铸造  方面，铸型以石范为主，石范大多用  于兵器和工具的铸造。石范较之于陶  范模具可反复使用，且铸型规范。

凤首钮青铜盖    青铜矛    青铜戈

        从吴城青铜器铸造工艺分析，当 时采用的主要有浑铸法和分铸法，与 中原铸造青铜器工艺大致吻合。

        从掌握先进的合金技术来看， 吴城的青铜兵器多呈碧绿透亮的所谓 “黑漆古”或“绿漆古”，与青铜容 器的合金成分有所不同，尤其是锡的 含量不同，说明吴城的工匠已经认识 到锡的化学反应作用，可以增加兵器 的硬度和锋利程度。祭祀和打仗是商 代社会的两件大事。财富掠夺的一个 重要途径，即是征伐，而武器的先进 性，在征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见吴城方国对于兵器的铸造非常重 视，只有铸工精良的先进金属兵器， 才能彰显其雄厚的军事实力。

南方陶文宝库

        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历史上的厚重丰碑。 恩格斯认为：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 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尚书·多士》载：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 革夏命”，讲述了殷人的祖先有用册典记载当初灭 夏的故事。商代是中国汉字的奠基时代，殷墟甲骨 文以牛肩胛骨和龟壳为载体，刻划文字和符号，形 成了相当成熟的语言文字系统，有一定的写刻形式 及行文原则。

石范

        中原商王朝使用甲骨文，国都殷墟为国家文字宝库。那么，中国南方的古文字宝库藏于何地，吴城遗址以不凡的气势显示其虎方 都邑文化的发达，几与甲骨文同时代的南方陶文闪亮登场，迄今还未有哪处江南商 代遗址有如此多的陶文出土，弥补了南方文字的短板。

        吴城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上的文字刻符，主要集中在器物底部、肩部、器表 和口沿部。

        吴城遗址陶文、刻符大多是在陶器入窑前和制作石范过程中刻划上去的，贯穿 吴城遗址三期文化之中。

        据统计，吴城遗址共发现文字符号 113 个，加上在吴城方国范围内共发现文 字或符号 160 余个。这些文字与符号多为单字或两字的，但在吴城遗址也有四件 器物上发现由 4、5、7、12 字组合成词句的。这些多字组合成词句的器物，其中 属吴城文化一期早段的一件，即刻有 5 个字的泥质黄陶盂，另外两件为吴城文化一 期晚段，即分别刻有 7 个字和 12 个字的灰陶钵和泥质黄釉陶罐。另一件采集的刻 有 4 个字词句的泥质灰陶钵也应为一期晚段。这就说明成词句的文字都发现于吴城 文化一期。

        吴城陶文与殷墟甲骨文相似的如：有五、土、中、祖、甲、网、田等字。象形者有： 齿、刀、矢、戈、日、月等字。这些文字的类似性与一致性说明了吴城商代文化与 中原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臣”字                                                        “网”字

“臣”字                                                             “戈”字

        学者赵峰认为吴城陶文有力地说明，远在公元前 11 世纪，今天的樟树地区不仅有着同中原一样发达的农业生产，尚且有着统一语言文字。这同殷墟卜辞中大量祭祀祖先的记载是吻合的。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指出，此批文字材料，其中一些跟殷墟文字截然不同，很可能是另一种已经遗失的古文字，到二期、三期受殷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厚，这种文字就不见了。绝不能认为我国从古至今，只有一种文字，很可能有两种甚至三种以上的文字。

“人祖禾田”铭文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