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炽(1855～1900),原名家瑶,字克昌,后更名炽,号次亮、用絮,瑞金县(今瑞金市)人。著名维新派,光绪八年(1882)应试中举,历任郎中户部、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光绪二十四年(1898)维新变法失败,抑郁不得志,光绪二十六年( 190)忧愤而死著有《续富国策》等

        瑞金城外有个横背村,在绿树和翠竹掩映中是一幢古色古香的清代客家建筑,坐北朝南,依山而建。房屋面宽五间,左右两边又各伸出一幢私厅。院前筑有围墙,正中是一座重修的牌坊式门楼,门

        楼上方有一块石匾,石匾上题有四个隽永苍劲的大字“天马山庄”。这个地方就是清末著名的维新变革思想家陈锚的故里。他提出的改革变法主张和富国强民理论在当时可谓真知灼见,今天于我们也不无裨益。

        陈炽少时聪颖超群,有“神童”之誉。19岁以生员身份参加省试,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入京,备作拔贡。次年朝考,录为一等第四名。光绪七年(1881),他与陶福祝等人合刊诗集,名曰《四子诗录》。次年,应乡试中第四十六名举人,任职户部。光绪十二年(1886),陈炽参加军机章京考试,一举夺魁。是年冬,为户部额外司员,次年升额外主事。光绪十五年(1889),西太后归政光绪皇帝,奖励有劳人员,陈炽以此转为户部主事。其间先后上书李鸿章、翁同稣、陈宝箴等当政者,对朝鲜内乱、黄河改道、铁路筹建诸事陈述己见。光绪十七年(1891),陈炽升为员外郎,诰授中宪大夫。是年冬,父丧丁忧,乞假归籍,途中为郑观应参定其所著论洋务55篇。嗣后定名为《盛世危言》,并为之作序。

        陈炽为挽救民族危亡,深究富强要策,曾不辞劳苦,遍历沿海诸要埠,亲历香港、澳门考察其政治、经济诸形势;又博览群书,较古今得失,广泛结交通晓洋务者、外交使节,综合心得,于光绪二十年(1894)撰成《庸书》。在《庸书》中，他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剖析,全面阐述其治内攘外、挽救危亡的主张,并指出:救亡图存,既要抑制西方侵略,又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全书的主题是:中国必须改革,必须变通。明确地提出了革除内弊以自立的主张。他提出建立议员制,效仿西方兴邦,“中学西学,合同而化”,以强兵富国。

        陈炽在《庸书》中还研讨日本明治维新摆脱殖民地危机,重视商务以使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他认为,当时中国可学习日本,改变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而增设商部,莞以大臣;并立商律、商情、商平、商税四司,以繁荣商业。特别是要夺回被帝国主义侵占去的税权和“停捐废厘”,以保护商业的发展。他指斥清政府不该信赖英国人赫德掌握中国海关。他在《庸书》中深刻地指出,工业是商业振兴的基础,故国家的经济建设要上去,就要创办工业，开采矿源,铺设铁路,以工业的大发展促使商业的隆盛。《庸书》的问世,震撼一时,不少书局竞相刊印,一版再版。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大学士翁同稣以此书进呈光绪皇帝御览。

        陈炽是维新运动的有力推动者和积极参与者,同时也是帝党与维新派的中间联络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他为翁同稣与康有为起草变法大纲,并捐助资金,使近代中国最早的维新报——《万国公报》得以刊行。同年八月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筹划下,成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陈炽被公举为提调(相当于会长)。强学会每三日集会一次,商谈时政,呼吁救亡。该会除刊印一些宣传变法维新的报刊书籍外,还向外国购置图书、仪器等。陈炽努力把强学会办成传播变法思想、培植维新力量的核心阵地,对促进维新变法起了积极作用。十一月,京师强学书局成立,陈炽为总董。

        光绪二十二年(1896)夏,陈炽升为户部郎中。八月,为上海《时务报》捐银200元,并兼任该报在京城代收捐款、发行诸事。陈炽为进一步研究经济问题,探索中国富强之路,是年撰写并刊印一部系统的经济专著,取名《续富国策》。该书分农书、工书、商书,矿书4卷,60篇,较系统地阐述其振兴经济的思想及方略。

        主张设立议院,振兴商务,发展工商业,并提出成立商部,制定商律,保护关税，取消厘金,设立公司,实行专利等保护商业措施。《续富国策》一出,社会反响极大,深受时人欢迎。

        陈炽在办学方面也提出一系列主张。他认为改革教育是“致强之本”,提倡办新教育和“学西方而自强”。建议以民间集资与官方资助相结合的形式大力办学,并提议将查封犯罪官员的家财资助办学。学校布局则应从城市再到乡村,学习科目应有“同文”(外语)方言(国语)、水师(军事)算术、天文、地理等课。他提出请洋师兼攻西学,这样才能培育有用之才。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发动变法。但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失败。陈炽受到沉重打击,他为壮志难酬而陷入极端的苦闷之中,常在酒前灯下高歌痛哭,若痴若狂。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十三日卒于京都赣宁新馆。光绪二十九年(1903)柩回原籍,葬于莲塘底塘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