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处长江中游南岸，春秋战国时期有“吴头楚尾”之说，吴越楚文化在此交汇。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地处赣西的靖安出土了一批徐国青铜王器，给学界审视江西  古文化带来新的视角。

农民无私捐献徐王青铜宝器

        1979 年 4 月 19 日，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接靖安县文化馆电告，该县水口乡出土了 几件青铜器，重 80 余斤，希派人来征集。获知这一消息后，省文物工作队速派员赶赴 现场，青铜器共计三件，是村民在修建简易公路时在一小山丘底部挖出来的，旁边还 散落有不少几何印纹硬陶片，以叶脉纹饰与菱形填线组合为主，为典型的春秋陶器。 从青铜器主体纹饰判断为春秋时变体 S 纹为主。铜器埋葬地点为土坑竖穴式窖藏，由 于现场被破坏，难见完整坑形。青铜器发现后，村民立即送往 20 华里远的县文化馆， 县文化馆苦于征集费匮乏，故电告省队。省队考古人员征询送交青铜器村民意见，他 们说只要解决路费和劳力费即可，我们将这几件铜器捐献给国家，多么淳朴的农民， 考古人员为之感动，特地赶制了一面“文物卫士”的锦旗送给这几位村民。

        省文物工作队考古人员将这几件铜器运到南昌，做好原物拍摄工作，用草酸将  铜器浸泡，以看清器外表的花纹。三天后，纹饰清晰可见，令人惊奇的是经草酸去锈后， 在两件容器的内底面发现了铭文，铭文刻凿工整，初步判定是春秋时期徐国王器，  太珍贵了，这是江西继清代在高安、临江等地出土的徐国、吴国青铜编钟百余年后  又出土的一批重要青铜王器。

        三件青铜器可分二组，一组是铭文为“徐王义楚择其吉金自作盥盘”。

        另一组是两件配套使用 的，一件名叫枓，作铲木炭 的铲子、箕子之用。一件自 铭炉盘，实即今日之火盆， 盘内刻有铭文十八字， “雁 君之孙徐令尹者旨型择其吉 金自作炉盘”。

        经初步辨认，认为这炉盘是㕍君的孙子，即徐国的令尹，名字叫者旨型的个人 铸造的自用火盆。这个雁字，与偃王之偃同音相通，雁君自是徐国的偃君，或许就 是指的那个历史上很有名望的徐偃王了。王国维云： “古诸侯于境内称王，与称君 称公无异”（见《观堂集林》）。因之雁君、偃王实即一人。再者，从靖安出土的 这几件铜器的形制和铭文字体，以及史籍记载遗物来考察，可以认定均属偃王之后， 公元前 6 世纪内制作的遗物。由于上述靖安一组徐国铜器的出土，使得对于徐偃王 所处年代等问题的考定，提供了有分量的实物证据。

        徐王义楚盥盘，此器虽与者旨型炉盘出于靖安县一窖藏之中，但年代稍晚。《左 传》昭公六年（前 536 年）载： “徐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杜预注：仪楚为徐 大夫，或许此时义楚还在做世子，未为王，义楚为王，是在逃归之后。此器铭文中之徐王义楚，即左传之徐仪楚，与史书记载相合，年代自明。徐王义楚耑，有铭 36  字，曰： “佳正月吉日丁酉，徐王义楚择其吉金，自作祭耑。……”郭沫若按：此  器以前清光绪戊子四月出土于江西高安四十五里之清泉市旁近里许山中，同出者三耑、钟铎大八九。钟铎未见著录。三耑，此其一。其二铭四字，曰“义楚之耑”。其  三铭十字，曰“徐王市屯之耑，耑溉之疾”，觯是另一徐王之器。左传昭公六年“徐  仪楚聘于楚”即此徐王义楚，聘楚盖其尚为世子时事，杜预以为徐大夫，乃出于推测， 器形与觯同而铭为耑若耑，知耑即是觯也。

徐雁君青铜炉盘（上）青铜灰枓（下）

        各地出土和收集之春秋中晚期的徐器，大体辑录如上；王名、人名出现不少， 然与史书记载相合者寥寥，大多无可考。靖安出土两件徐国青铜器和清代高安出土 徐国青铜器铭文，提到两个徐国王侯关键人物雁（偃）君、徐王义楚，揭示了重要 历史人物年代排序，因而也成为春秋晚期徐国的标型器。

        靖安徐器之一为盥盘，敞口，平折沿，圆削腹，平底，两侧为扁平兽首状附耳。 口沿内外饰纤细的云雷纹，颈部满饰蟠虺纹，颈腹部之间以一周绳索状堆纹和云雷纹 为界，腹部以下至器底饰瓦纹。通高 14 厘米、口径 37.6 厘米、底径 15 厘米。器内底 镌刻有两行直书铭文“徐王义楚，择其吉金，自作盥盘”，其铭文字风格和清代高安 出土的徐王义楚耑（觯）一致，简直出于一人手笔，都是徐王义楚的铜器。《左传·昭 公六年》： “徐王义楚聘于楚，楚子执之，逃归。”义楚为王，当然是逃归以后亦即 公元前 536 年以后的事，因此，该盥盘与徐王义楚耑等应是春秋晚期器物无疑。

靖安徐器的定名考证

        盥盘，从造型等特征观察，除形体较小之外，其他基本特征都和吴王光鉴、吴 王夫差鉴等一致，这种类型铜器，以往概称为“鉴”。现在靖安出土的这件过去通 称为“鉴”的，却自铭为“盥盘”，这在此类铜器铭刻中尚属首次，故此，它为我 们考订该类铜器旧日的定名提供了有意义的根据。

        《说文解字》“槃，承盘也。”《礼记·内则》： “进盥，少者奉槃，长者奉 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国语·吴语》： “一介嫡男奉，槃以随诸御。”这 说明古人是用匜取水而以盘承之，然后洗脸（沃）、洗手（盥）的，有的盥字铭刻， 犹如两人围着水器洗手。但是， “鉴”却不同。《说文解字》： “鉴，大盆也。”《周礼·凌人》注： “春始治鉴。凡内外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  祭祀共冰鉴。”郑玄注云： “鉴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御，温气。”  《庄子·则阳篇》云： “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综述这些文献记载，说明鉴  是用以盛水、盛冰作储器或沐浴的。郭沫若考定鉴作冰柜之用， “以有盖者为宜”，  并指出鉴当为鉴容之物。“此以无盖为者为宜”，避而不述鉴仍可作沐浴之器，实则， 从古文献来看，上述鉴的诸种用途，应该是兼而有之。

        根据文献对盥盘和鉴的特征、用途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它们都是盛水器，虽  然基本形制相同，但大小有别，作用不同，因而器物名称有别；大而圆又相对深者是鉴， 小而圆者相对浅者是盥盘。

        文献记载上的这种区分，是与同出土的自铭为“盥盘”和“鉴”的实际情况大  体吻合的。自铭为“鉴”的诸如吴王夫差鉴、吴王光鉴、智君子鉴等，体形都比较大。

据此，结合古文献和实物资料，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凡大口广圆 腹部，不论平底或矮圈足，也不论是双耳或四耳，只要基本形制和吴王夫差鉴相近的， 都可定名鉴。但体型偏小的话，应按照靖安出土的这种器物自名，一律称“盥盘”。

        炉盘和漏铲，这是一套燃炭的取炭用具。铜漏铲呈方形，犹如今日之簸箕，有短柄， 柄中空可装木柄，箕底和两侧整齐地镂铸有方形孔九十九个。连柄长 46.5 厘米、宽  24.3 ～ 25.5 厘米、深 18.8 厘米，重 5 公斤。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曾先后出土有这种取暖用的炉盘和箕，如河南信阳楚墓中  和“烘炉”一道出土的称为簸箕；河北中山国王墓在皮帐内有一套取暖用具，如火盆（炉  盘）、五齿耙伴出的称为箕。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套取暖器，其与炉盘共出的称为漏铲。 中山国墓出土的炭铲底部如同靖安出土的一样都镂有方孔，稍不同的是，靖安的除  底部镂有方孔外，周壁也镂有，这种镂有方孔的与炉盘伴出的铜工具当然应称炭铲、  漏铲或箕。

徐器承载的历史信息

        靖安出土的炉盘由盘身和底座两部分组成，盘外壁满饰蟠虺纹，并有对称的两 个环耳。盘口径 55 厘米、深 8.5 厘米。底座为环形，直径 45 厘米，其上由十条曲 身的龙衔环作为支柱连接盘底，环座与支撑柱表面都饰有绳索状线纹。整个炉盘，通高 19 厘米，结构合理，铸作精工，显得深厚、庄重、优雅，在盘内底中间有一行 直书铭文曰：

    雁君之孙䣄令尹者旨型择其吉金自作卢盘。

        “雁”字系一人名。也即是王。这种称“某某之孙”的铭刻在徐国铜器铭文中常见， 如“徐王季禀之孙”“徐王庚之淑子”等。令尹是楚国相国的职官名。者旨型当是  䣄令尹的名字，也即雁君之孙子。雁君即徐偃王，者旨型的名字，在史籍上不见，  这可起到证史补史的作用。

徐王铜器埋藏之谜

        1979 年，由于当时经费不足，在靖安三徐器的出土地点，现场勘察工作有限。  事隔近 30 年后，省考古队决定对出土地再次进行钻探。2008 年 5 月，邀请洛阳市  文物工作队进行普探。钻探地点位于水口乡李家村西北侧，南距李洲坳东周墓葬约  500 米的射鸦墩。该土墩略呈圆形，长约 62.5 米、宽约 20 米，面积约 1250 平方米。

        钻探资料显示，距地表 1 ～ 3 米深，均是周代堆积，探铲携带物不仅有烧土，  也有周代陶片。当钻探至 3 米以下时，土层有明显变化，在这个层面上又发现一层  厚达 30 厘米的纯净黄土层。这层土质纯净无杂质，层次清晰，系墩外搬运铺垫而成， 这显然是人工有意而为。20 世纪 90 年代末，江西德安陈家墩商周遗址曾发现一梯  形土台上面也垫有厚约 15 厘米的纯净黄土，定性为祭祀台，黄色土意味着太阳光色。

        据当年徐国铜器出土时的目击者，现任村支书李明反映，铜器发现时他还在念 中学，他清楚地记得，这三件铜器出土的位置与黄色土层高度符合，毫无疑问，这 三件徐器并非当年认定的孤立窖藏，而是与一座宏大的圆形祭祀台关系密切，它应 是祭祀台的一个祭器坑！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这三件徐王铭文青铜重 器是在一次重大祭祀活动之后，掩埋进坑所致。

        靖安春秋徐器的发现，不仅是中国春秋青铜器的一大发现，也是徐国与江南历 史关系的见证物，它对于研究南方春秋史及徐国历史有着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