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春，古称袁州，是一座具有 2200 年历史的古城。据文献记载： “高帝四年（前  203 年），分九江置豫郡，始置宜春县”“六年（前 201 年），令天下郡县皆筑城，  宜春建城自此始”。宜春作为江西汉初十八古县之一，其管辖范围还包括今新余、萍乡、 宜春一带的整个袁河流域，一统赣西天下，无论是建制设置，还是从筑城历史来说，  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尤其是袁州古城与赣州古城并列为江西地区最坚固、雄伟的古城， 合称“铜袁铁赣”，也是今江西地区仅有的两座尚存古城墙遗址的府城。

        2011 年 3 ～ 4 月，为配合宜春市中心城区旧城改造建设，市博物馆对袁州古城 普惠工地段（即东风大街至重桂路口）进行了清理，发现了掩埋的古城墙、开元寺 建筑和汉宋水井等遗迹，在这些遗迹中还有伴出的陶瓷器和铜器等，现分述如下：

仅存的袁州府北城墙

        袁州古城墙的建筑可追溯至西汉初年，根据文献记载，其建筑沿革可分为三个 阶段：

        始建： “汉高帝六年（前 201 年） ，今天下郡县皆筑城，袁之有城始于此。” 汉初筑城应是土筑城垣。

        改建： “隋大业末，萧铣陷城”。“唐武德四年（622 年）九月，安抚使李大 亮建筑城，高二丈，周回四百八十四步，东、南、西面开壕涧七丈，北以江为壕， 城外甓内土，为露屋覆以瓦”。从这段文献看，唐代袁州城墙已采取外砖墙体，中 间填土的砖包土筑法。

        扩建： （唐）文宗大和五年（831 年）， “韦建知袁州，筑罗城二百余间，浚濠二百丈，为政持以镇静，得大体，郡中大治”。“昭宗乾宁二年（895 年），刺史揭  镇筑罗城一千五百丈，又增筑外城，浚治壕堑”。“南唐保太元年，刘仁瞻修东南  面子城，悉用砖石”。“建炎初，升郡为次要城池，楼橹务令坚险……革旧城一新之。 城基周三千三百十五步，高增置二丈女墙，三千五百敌楼，战栅五十总，六百五十间”。 “洪武四年，知府刘伯起增修城堞，浚壕立栅，创四门楼，门外增修月城，覆以串房， 间以箭楼”， “乾隆丙午（1786 年）辟小北门，额曰‘锦春’”。历代修补及改建  规模较小者未记。

        拆废：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南昌沦陷，侵华日军飞机屡袭袁州城，造成军  民伤亡。宜春县政府奉命将各地城墙拆开豁口，以便军民防空疏散。嗣后（东、南、西） 各段城墙渐次拆除。20 世纪 90 年代，北面沿河小北门至大北门段一段尚存 300 米，  保存较好。可惜 1994 年也被拆除。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宜春古城墙仅余重桂路至宜春日报社一段基址断断续续 隐没在现代建筑之下。

残存城墙 （南向北摄）

        2011 年，在城区普惠拆迁工地新暴露出一段城墙，位于东风大街（即原袁山门） 至重桂路口之间，墙外即为天然城壕袁河（即秀江）。经调查，这应是袁州古城北  墙的一部分。近代以来大规模建设使得这段城墙仅存墙体下部及基址，上部已被破坏。 经过考古清理，发现墙基址建筑于河岸生土（黄砂岩）之上，墙体断面呈梯形，由外墙、 内墙、膈墙（形似人体胸腔的膈肌）及墙芯填实物构成。外墙内侧还见有一面由小  型城砖呈人字形侧放叠置的墙，与外墙相贴而未加粘连。墙芯间填残砖、石块、黏土等。

        两墙基部宽 6.5 米、上部宽 5 米。外墙  残长 92 米，下宽上窄，基址宽 1.4 米、上部宽 1 米，残高 3.2 ～ 5.4 米， 墙体上下结构不一，下部为砖砌夹筑而成，即先采用错缝平砌方法垒砌墙体内外两 侧砖体，中间再填实残砖、黏土，至 0.5 米高处，施大量石灰抹平，然后，平铺两层 城砖，城砖之上再用相同做法加砌，至 1.5 米高处，采用错缝平砌方法砌筑至顶部， 所砌城砖之间均用石灰黏合。

        内墙  残长 60 米、墙基宽 0.4 米、残高 4 ～ 4.5 米，墙体稍有内倾。基部为错 缝平砌，高 1.5 米；上部为一顺一丁结构。砖间用石灰黏合。

        膈墙  位于两墙之间，与外墙砌为一体，由外墙向内墙延伸。为错缝平砌结构。 膈墙间距 3.9 ～ 4 米，长 1.5 ～ 2 米，膈墙断面较为粗糙，应非完整形制。

        这次清理拆迁共历时 40 余日，除弄清了城墙的建筑结构外，还获取了大量城砖。 这些城砖以墙体垒砌砖为主，且多模印有铭文，另也有部分出自墙芯填实物中，均  为残砖。从铭文内容看，可分为纪年纪事铭与记号铭两类。前者有确切的年代，后  者为制砖者姓氏。两种铭文均模压。从铭文纪年来看，出自墙芯填实物残砖要早于  墙体砌砖。

        纪年记事铭城砖，按时代先后顺序介绍如下：

        “皇祐五年”城砖 出自墙芯填实物中。砖色黄白，砖质粗糙，夹杂有小石块等 杂质。形状为长方体，残长 30 厘米、宽 20 厘米、厚 7 厘米。砖体见有两处模压阳 文楷体铭文，模印形状及铭文内容完全相同。一处斜印砖面之上，一处竖印于砖侧， 内容为“石背怀宁里窑土户彭积卖皇祐五年创城官砖”。

        “建城县造”城砖 出自墙芯填实物中，呈黄白色。砖质粗糙。形状为长方体，  砖宽 18.5 厘米、厚 12 厘米、残长 25 厘米。砖面之上模印长条形铭文框，楷体，竖书， 内容为“江西袁州建城县造到修城砖”。

        “洪武十年”城砖 墙基及墙体均有发现。砖色白中泛黄，质地坚硬，砖质较细腻。 长 40 厘米、宽 20 厘米、厚 12 厘米。铭文位于砖体侧面，为模印长方框，楷体竖书  三行铭文： “袁州府宜春县提调官主簿高亨　司吏陈廷玉　烧砖人 人户 洪武十年  月”

        “总甲……”铭城砖 墙基及墙体均有发现。砖色白中泛黄，质地坚硬，砖质较细腻，长 40 厘米、宽 20 厘米、厚 12 厘米。铭文位于砖体侧面，为模印长方框，竖 书两行阳文楷体铭文： “总甲潘民需关甲首谢清远小（？ ）甲易中旺 窑匠易丙— 造砖人□□□”。

        “正德八年” 铭城砖 为墙体砌砖。砖色白中泛黄，质地坚硬，砖泥较细腻。长 48 厘米、宽 20 厘米、厚 15 厘米。长方形铭文框位于侧面。印痕较深，铭文为两行 阳文竖书，字迹较为模糊，可见者有“袁州……正德八年……”字。

        “万载县捐修” 铭城砖 为墙体砌砖。砖色土黄，质地较硬，砖质较粗糙，夹杂 小石块。长 40.5 厘米、宽 20.5 厘米、厚 12 厘米。砖侧面模印铭文。长条形框，单 行竖书阳文楷体铭文。“道光十六年万载县绅民捐修”。

        “道光十六年” 铭城砖 为墙体砌砖。砖色白中泛黄，质地较硬，砖泥较细。长 49 厘米、宽 24 厘米、厚 15 厘米。铭文位于砖体一端面，为模印长方框，竖书两阳 文楷体铭文：“道光十六年宜春绅民合捐”。

        记号铭文为烧造人或捐修人姓氏，铭文均为模印，形状多样，印铭位置不一， 有居端面者，亦有位于侧面者。

        “中所汪记”楷书，阳文，长方形框。

        “中所吕记”楷书，阴文，长方形框。

        “左所杨隆”楷书，阴文，长方形框。

        “吕”阴文，楷体，无框。

        “张”阴文，楷体，正方形。

        “林”阳文，楷体，圆形。

        “石”阴文，楷体，无框。

        “杨”阴文，楷体，无框。

        据调查，1994 年拆除小北门至大北门段城墙时发现珍贵的“秀江门”石匾，石 匾呈长方形，青石雕刻。长 140 厘米、宽 68 厘米、厚 10 厘米。匾面中部由右至左 阴刻楷书“秀江门”三字，字径 40 厘米。左、右两侧分别竖镌“宜邑绅捐”“建炎 元年……”

        宋代城门石匾系 20 世纪 90 年代宜春老城区拆城墙时发现，出土后被遗弃在一 老人家里，后被宜春市电影公司美术师、市书画家协会副秘书长严兴河收藏。2006年 9 月 13 日，严兴河将“秀江门”石匾捐献给宜春市城市规划展示馆，成为该馆镇 馆之宝。该匾有绝对纪年，且时代早，为人们研究袁州古城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 资料。

        普惠工地袁州古城北城墙的首次清理收获颇大，尤其是对筑城的历史演变、城 砖材料的来源、城墙结构有了直观认识。从而对宜春早期城市的历史发展状况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

        宜春，地处赣西，扼赣湘孔道之喉，历来为兵家争夺之地。汉初，择秀江岸筑城墙。 隋末唐初，又改土城为砖包土城墙，使城防更加坚固。降至唐末五代，又建有子城  与罗城，明清时又建月城。在增添城垣的美观性外，大力强化军事防御和防洪功能。  明清时其城墙的坚固性有“铜袁”之称，成为江右府城的典范。

        宜春古城墙以坚固闻名，原因是江西最早用砖砌城墙。汉初筑城，从全国范围 来讲均为土筑之城，烧砖筑城出现在唐代经济发达地区，但往往是砖包土城垣，即 内外砖砌，中间填土夯实。唐代宜春更名袁州， “改土为砖”是江西最早以砖建城 的城市之一。至今，江西地区郡府级城市仅有赣州、宜春保存有古城墙。据两地地 方志记载，宜春砖城始建于唐，赣州砖城始建于宋。在考古清理中，发现袁州城砖 最早为“皇祐五年（1053 年）”城砖，城砖有确切烧造年代，且有铭文说明其用途— “创城官砖”。这也比赣州城墙发现的熙宁二年（1069 年）铭文砖还要早 16 年， 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文物来讲，袁州古城的砖砌历史更早。

        通过此次清理，我们了解到城墙内部的一个重要结构—膈墙。该墙位于两墙 之间，非解剖不能看到。它的作用在于减少墙芯填充物对内外墙的挤压力，使两墙 更为稳固。

        清理大小城砖约计 3 万余块，从形制大小来看，大致可分为大、小两种，大者 长且厚，长度均 30 厘米以上，厚度超 12 厘米；小者较为短、薄。从时代上分，明 代以前者均较小，目前发现的最早为皇祐五年城砖，长 26 厘米、宽 20 厘米、厚 7 厘米。明代以后的城砖厚度均在 12 厘米以上，最厚者为道光十六年城砖，厚达 15 厘米，长度也为最，达 49 厘米。

        在清理过程中，发现墙芯充填物中含有大量早期残砖，见有铭“皇祐五年”城砖、 “建城县造”城砖。这说明，在后代维修的过程中，前代的残砖被再度利用。虽为残砖用于填实墙体，却是旧料再利用，节省了成本，为今人考察城墙历史留下了早 期印记。

        建城县造到修城铭文砖是袁州行政区划的历史见证物。据史志记载：开宝八年  （975 年），割筠州万载县归袁州管辖，宣和三年（1121 年），万载更名为“建城县”， 绍兴元年（1131 年，建城县复名万载，仍隶袁州。砖上铭文“袁州建城县”正好与  文献记载互证。同时也断定此烧造时代为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又据城池修建记载：  “建炎初，……革旧城一新之”，推断此砖为建炎年间造。

        万载，名“建城县”的历史很短，仅 10 年，这类城砖正是那短暂之中的遗物， 它既可作为万载建置沿革变化的见证，也是研究袁州辖县的历史见证物。

        袁州城墙砖的产地，来自何处。在清理数万城砖中，除极少数为青灰色外，其 他均为黄白色，有专家认为这与制砖原料的选用有关，以高岭土烧制城砖，大体分 布在袁州府宜春县、萍乡县、分宜县、万载县和临江府清江县、新淦县、新喻县， 这种以高岭土为原料烧制的城砖色泽灰白，或米黄。至于上述提及地区，仅于 20 世 纪 80 年代，在宜春县彬江镇发现了明代城砖烧制的窑址。通过与窑址遗物比较，我 们认为袁州古城所用砖一部分应出自此处。另外，2004 年宜春下浦曾出土一方南宋 开禧三年（1205 年）地券，也为白泥烧制，色泽呈黄白色，质地与城砖相同。附近 分宜县明代严嵩墓砖全为白泥烧制，砖体大而厚重，侧面模印“严府”二字。在此 次普惠工地文物清理中，我们还发现元至正庚寅纪年铭文砖。砖色土黄，质地也同 城砖相同。根据这一系列实物发现，这种以“高岭土”为原料制砖的成熟烧制可以 上溯到北宋皇祐年间。

        这次清理城墙，对“铜袁铁赣”合称的由来及时间有较清楚判断。“铜袁铁赣” 是人们形容袁州城与赣州城的习惯说法，铜铁之意在于形容城墙的坚固，这是毋庸 置疑的。但以“铜”饰“袁”，以“铁”饰“赣”，却是为何？我们认为，这是古 代文人形容这两座坚固城墙显露出的色彩有关，赣州城砖呈青灰色，透过章、贡两 江的雾气，远远看去犹生铁浇铸一般；宋袁州城虽已不存在，但从“皇祐五年”“建 城县”和袁州谯楼宋淳熙纪年砖等可知，砖色黄白，远观若黄铜色，也就难怪有“铜 袁”的来历了。再从两城建筑年代来看，“铜袁铁赣”的合称不会早于宋代。

开元寺建筑遗存

        普惠工地还发现元代开元寺建筑遗迹。该寺建筑遗迹位于普惠工地西北隅，西  邻重桂路，北近袁州古城墙基 9 米。遗址出土了大量纪年铭文砖和数件铜、瓷类器  物。经整理研究，并结合文献记载，断定该遗迹为元代袁州开元寺建筑的组成部分，  伴出的器物颇具时代特征和功能特点，其中以金刚铜铃最为重要，是目前所见该类  法器中时代最早的一例。袁州开元寺始建于南朝，毁于元末，延续时间长达 800 余年， 是古代袁州城内地标性建筑。它的发现对于研究宜春古城格局、宜春佛教历史有重  要意义。

        寺院建筑遗迹平面呈长方形水池状，东北—西南走向，长 4.6 米、宽 2.35 米， 残深 0.4 ～ 0.65 米；四壁为条砖错缝平砌而成，所砌条砖上均有铭文，垒砌时铭文均朝下。西壁见有挤压的迹象，东南角被  现代建筑桩基破坏，其余保存尚好。内填  满泥土及建筑废弃物等，有砖瓦、青白釉  瓷片等。遗迹中部有一单砖垒砌的隔墙将  其分为南北两区，隔墙起于西壁，长 1.4 米、 残高 0.3 米，并未延伸至东壁；底部有两  层铺地砖，北区保存较好，南区破坏严重， 近 1/2 铺地砖被撬起；在南区中部还发现  有大量灰烬，厚约 10 厘米，灰烬中出土  高足杯 2 件，斗笠碗 1 件，中间隔墙处发  现铜铃 1 件，出土时距遗迹底面约 15 厘米。

        三件器物和大量印有铭文的条砖都承 载着重要的历史信息。

        金刚铜铃  由铃与柄两部分组合，  出土时二者已分离，柄上各股锈成一坨，  铃体残成数片，经过简单复位修补可观  其貌，铃居下，形似钟，斜折肩，壁斜直， 近口处外撇略甚，平口，口缘部有唇，铃身中下部有一周带状纹饰，装饰五组行龙祥云纹，铃肩饰一周覆莲状纹样，每 朵花瓣内有图案，锈蚀不清；上端为柄，柄端为金刚杵状，杵端为宝珠顶，杵头 现存六股，杵头中间的柄上装饰双手合十的佛像。通高 20 厘米、铃高 8.7 厘米、 铃口径 9.5 厘米。

        高足杯  共两件 1 号杯，圆唇，侈口，弧壁圆底，下接高圈足，圈足内外两侧 见有旋削痕，形成足柄半空。足柄中部饰两道凹弦纹。通体施青釉，釉色较暗，圈 足内侧露胎，胎质细腻。杯内底部中间刻划缠枝牡丹纹。口径 12.8 厘米、足径 3.4 厘米、高 9.2 厘米。2 号杯，圆唇，侈口，弧壁圆底，下接高圈足，圈足有内侧斜直 旋削而成。器身外壁见有拉坯形成的同心圆纹。通体施青釉，圈足内侧露胎，胎色 灰白，胎质细腻。口径 13.2 厘米、足径 4 厘米、高 9.6 厘米。

        斗笠碗  尖唇外侈，斜直壁，小圈足，碗底及圈足内部有乳突。通体施青釉，

        圈足内部露胎，色泽泛红， 质地细腻。口径 13.2 厘米、 足径 3.6 厘米、高 7.2 厘米。

        铭文条砖  砖色黄白，  质地较粗糙。根据铭文内容  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元  至正庚寅开元慈氏院吉瑞岩  谨记”砖，双行竖书，有框，  长 18 厘米，宽 7 厘米。模印  阴文，文字笔画粗犷，字距  紧密。另一类为“至正庚寅  开元慈氏吉瑞岩记”，单行  竖书，有框，长 26 厘米、宽  4 厘米，模印阳文，笔画纤细， 字距宽疏。两类砖尺寸相同，  长 33 厘米、宽 17 厘米、厚 7.5  厘米。

        关于该遗存的性质主要从铭文信息和出土器物两方面断定。首先，所有条形砖  都印有铭文，两种铭文内容相似，除年号外，均出现了“开元慈氏”的字样，说的  就是开元寺。民国版《宜春县志》多次出现开元寺字眼， “西明井在古开元寺浴院后， 即今县治前三十步”“善利坊，在开元寺背，北城下” “又开元寺南二十步有资圣院， 一名中宫寺”。1990 年版《宜春县志》又载： “（宜春）县署于明洪武三年（1370 年） 迁于府治之东北，旧开元寺废址，前梁相袁璞故宅基上（今重桂路北段、鹿鸣酒楼  至秀江码头一带）”。其次，出土铜铃应是一件佛教法器。《释毗卢遮那理趣会品》  写道： “金刚萨埵菩萨，背月轮戴五佛冠，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铃，半跏而坐。”  《五秘藏诀》载： “以五佛为冠，背倚月轮，坐白莲华，右手持五智金刚杵安于心上， 左手执般若波罗蜜金刚铃按胯上。”可见此器为藏传佛造像—金刚萨埵左手所持  之物。根据文献记载和实物论证，该遗存应是元代袁州城内的开元寺群落建筑所在。  至于砖铭中“开元慈氏”或为开元寺的别称，或开元慈氏院为开元寺的组成部分。

        至于开元寺建造年代及毁坏年代，从出土物与文献中可互证。高足杯是元代 最典型的器物，斗笠碗也是元代十分流行的造型，距此遗址不远的高士路元代窖藏 曾出土多件斗笠碗，并见有大量与宗教有关的青铜祭祀器，说明当时这一带是袁州 城的宗教中心。大量的铭文砖，载有确切的年代信息，为遗存的断代提供了直接证 据。至正，为元惠宗的第三个年号，历 30 年。庚寅，为干支纪年，至正庚寅为公元 1350 年。由此可以断定，该建筑的始建年代不会早于公元 1350 年。

        据民国版《宜春县志·大事记》载： “（至正）十二年（1352 年） ，壬辰，九  月，欧普祥攻城，路达鲁花赤别速坚闭门固守，明年（1353 年）十一月食尽，城陷。 速坚同知县孙思远被执，不屈死。知事程鹏翼自焚死，宜春簿周子忠被执，亦遇害。” 又“明洪武三年（1370 年）， （宜春）县署迁于府治之东北，旧开元寺废址”。因此， 可推断这座元代开元寺建筑被毁可能就在 1353 年兵燹之中，其建成也只有三年之久。

        出土器物中的三件瓷器，从豆青釉色和造型来看均为典型龙泉瓷，尤其是高足 杯内刻画装饰缠枝牡丹纹的技艺，类似器物和纹饰在浙江龙泉窑址都有发现，龙泉 窑为宋元时期中国名窑，寺院当年采购的龙泉瓷当为元瓷精品，可见当年开元寺在 袁州城的历史地位。

        金刚铜铃，原是密宗法器。中国内地密宗衰落后，以密教为核心的藏传佛教在

        青藏地区得到较大发展，藏地政教合一，在清代时常进京朝觐。因此，此类器物也 就在青藏一带及北京地区存世较多。此类器物也多有单体存在，有学者统计，带有 永乐、宣德款的传世金刚铃杵就有 10 余件，明清以来的传世品更多，但在南方尚未 发现有明代以前实物，宜春城普惠工地发现的元代铜铃，填补了该项空白，对于研 究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及佛教法器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

        古代砖以青灰色居多，开元寺建筑用砖为黄白色，与袁州古城墙用砖相同，这 种以高岭土为原料烧制的建筑用砖色泽或灰白，或米黄，说明其建筑用砖与城砖风 格一致，我们可以想象从宋以来袁州城的大型公共设施的墙体均为黄白色，这种建 筑用砖在今日的袁州区、万载县以至古属袁州的新余、萍乡一带普遍见有，形成了 赣西建筑用材的独特风格。

汉宋水井

        宜春以其县侧暖泉“夏冷冬暖，莹媚如春，饮之宜人”而得名，井、水、池、 泉构成了宜春城生态环境的一大特色。宜春城露于地表的古井众多，有三眼井、四 眼井（泉井头）、五眼井、七眼井等，这些水井的年代均为明清时期，距今最早也 就六七百年。那么还有没有更早的水井与宜春的历史有更多的见证？这次终于在普 惠工地考古发现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考 古 工 作 者 不会忘记 2011 年 2 月24 日这天，一大早考古人员听到民工惊叫： “这里有一排好看的青砖”，考古人员急忙前去查看，只见一个由梯形灰砖块砌成的圆筒状遗迹暴露在淤泥中，砖壁上清晰地见有双圈半圆组成的阳纹图案，数十块青灰砖围合成圈。这到底属于何种性质的遗存，只有扩大 面积清理才能弄清楚。考古人员按发掘规程将一个大的平面清理出来后，根据经验 判断，有可能是一口砖砌水井，因而沿内井圈往下清理，砖砌井圈直往下延伸。第 二天又在十余米远处发现第二口砖井。

汉代水井

        经过四五天的艰辛发掘，两口汉井共出土文物数十件，井砖数百块。文物的出 土说明其已接近井底，上部已被机械施工损毁。井圈内空直径 1.20 米，残深 1.30 米。汲水用的陶瓷器是断代的主要依据，出土的青釉双唇罐是典型的东汉瓷器。距 今 1900 余年的东汉井的出土，与宜春城因泉井而得名从时间上是如此相符，这是宜 春城名史迹考的一个最早证据。同时，这两口汉井的发现，也为我们研究汉宜春城 的空间范围提供了实物资料，价值重大。

        3 月 11 日，考古人员又在南部开挖地段发现古代遗迹，只见鹅卵石下隐藏着一个 黄白色陶制圆圈状物体，与四周的砂岩颗粒形成明显色差。毋庸置疑，这又是一处人 为的遗迹。

宋代水井

        惊奇的发现一步步向我们走近，清理完杂乱的鹅卵石后，基本可以断定这又是一口古代水井。首先出土了几块弧形木板条，这是一件散落的木桶。随后是黑釉盏、青白瓷碗、碟、汲水陶罐等文物出土，这只是井内上部的物品，更大的惊喜深埋于下面。深入至底部时，清理人员发出尖叫：“这哪里是口井，这分明是一个藏钱的窖穴，铜钱！铜钱！这是个钱窖子”。用水冲洗淤泥后发现井底满铺宋代各 种年号的铜钱，形成了厚达约 25 厘米的“钱饼”。当然初期为水井功能，后期可能 将废弃井作藏铜钱窖藏之用。这口陶制圈井为宜春传统的建筑材料白膏泥烧结，质 地坚硬，上下井圈相接，形成严实的井筒。井筒壁还有通透的孔眼，以渗入圈外地 层中的水。虽是宋代井，但也是江西目前所见最早的宋井，结合先前发现的汉井， 不仅使宜春古井年代占据江南砖砌井的最早席位，且在井圈用材方面也是最丰富者。

宋代陶井圈

        古语说： “改邑不改井”。这三口古井不仅是人们生活的日常所需，也是宜春 城市发展变迁的重要的地点标识，承载着那个时代居民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