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州窑是唐代六大青瓷名窑之一。它最早见于唐陆羽《茶经》。《茶经》记云：  “盌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 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皆） 不宜茶。”但未能明确指出洪州窑的具体位置，更没有阐述洪州窑瓷器的产品特征  和窑场分布状况等。

寻觅洪州窑

        洪州窑虽因陆羽《茶经》而闻名，但五代南唐以后因窑场停烧，渐渐湮没于历 史尘埃之中，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清末民国时期，由于考据学和收藏古玩的兴起， 当时的学者和古董商通过古代文献来审视名窑名瓷，出现了一些对洪州窑的研究， 人们对洪州窑的具体地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洪 州窑在南昌，以《景德镇陶录》《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文房肆考》《陶说》《江 西陶瓷沿革》《中国陶瓷史》等著作为代表，认为“洪州，今江西南昌之旧名也， 唐于此烧瓷，故名洪州窑”。此时，国外学者也参与了寻找洪州窑的研究，日本陶 瓷考古学者藤冈了一根据收藏于南昌附近的一件洪州窑青釉莲瓣纹盘，认定洪州窑 在南昌南部一里许。

        另一种观点认为洪州窑即是景德镇窑。陶瓷考古前辈江思清《关于唐代洪州窑  问题》一文认为洪州窑“不在南昌，唐代的洪州窑，即是景德镇窑”。《景德镇陶  瓷史稿》的作者认为： “景德镇以镇地名则为新平，……以都督府则为洪州。唐代  名窑通例，一般就大地名称呼，因此景德窑不称新平窑或浮梁窑，而应称之洪州窑。”

        日本考古学者上田恭辅、渡边素舟，甚至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把明代弋阳县翟志高 窑说成是洪州窑并定其名曰：“洪西窑”。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著名陶瓷学者陈万里先生在所著《中国瓷器史上存在 着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所谓洪州窑，有人主张在南昌，也有人认为就在景德镇， 两说都不可靠，究竟在哪里？需要实际调查，方能确定”。

        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是揭开神秘面纱的主要途径，而考古人对于获知的实物资 料也有一个历史认知过程。早在 1958 年初，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工作队就开 始了对洪州窑的调查。由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办的《文物工作资料》，1958 年 第 3 期刊登了《丰城县曲江镇发现古代陶窑遗址》一文，认为曲江街东端发现“古 代陶窑遗址一处，……面积达数十亩，大部分为菜园地，陶片遍布地面，厚度约达 一公尺。……陶片之中夹杂有宋、元、明古代瓷片，以明代居多，甚至还有整个的 青瓷碗，证明这个陶瓷窑是明代以前的遗物”。由于那时是江西考古起步阶段，对 瓷片的断代有很大误差，就这样与洪州窑失之交臂，当年调查到了这处瓷窑遗址正 是洪州窑的主窑场所在地，今丰城市曲江镇曲江小学操场上的窑仔岗。因此，洪州 窑又被历史湮没了 20 年。

        有关洪州窑遗迹的发现最早的应该是 1977 年，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考古队唐昌朴 会同丰城市文物陈列室万良田等人在曲江镇罗湖村一带发现象山、寺前山、狮子山 等多处青瓷窑址。这几处东晋至唐代窑址面积较大，堆积较厚，延烧时间较长的青 瓷窑址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把这几处窑址与历史上的洪州 窑联系起来。此后，省市组队多次对这一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在曲江罗湖村和窑仔 岗以外的乡镇村庄又陆续发现了一批洪州窑窑址点。1978 年在同田乡龙雾洲渡口江 湾畔一带发现了晋至南朝时期的洪州窑遗址。

        1980 年初，丰城县文物陈列室万良田等人在赣江东岸的河洲街道办事处（原太 阳公社）罗坊和窑里村发现面积约 600 平方米的晚唐、五代青瓷窑（旧名张家窑）， 这些瓷窑遗址的发现扩展了洪州窑的分布范围和烧造下限。

        1983 年，丰城县文物普查队在石滩乡港塘和寺背发现两处东汉至南朝时代的青 瓷窑址，为了解洪州窑的创烧年代及继承发展提供了资料。这两处窑址的生产时间 下限当在东晋南朝时期，而上限可以达到东汉晚期。

        1989 年，在同田乡乌龟山、蛇头山等地发现多处两晋、南朝时期洪州窑遗址。

        2002 年，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丰城市博物 馆等单位，调查发现梅林镇大江村鹅头山和曲江郭桥缺口城洪州窑遗址点，认为缺 口城窑址的时代为东汉晚期，烧造的产品使用的烧造窑具与清丰山溪的同时，也与 港塘和故县窑址相似，同为洪州窑早期窑业所在。

揭秘洪州窑

        经过数十年的考古调查，基本上摸清了洪州窑的分布范围，窑址范围面积大， 分布非常广阔。仅丰城境内已发现 44 处洪州窑窑场遗址，涉及境内的 6 个乡镇（街 道办） ，各窑场烧造时间有先有后，总体上看从赣江东岸的清丰山溪一带，呈现向 赣江西岸发展的趋势，由赣江两岸向药湖及赣江发展。绝大多数窑场遗址保存较好。 根据各窑场的地理位置、遗存分布区域现状、所处山脉水系等自然环境的差异以及 烧造年代，已发现的洪州窑大窑场遗址大体分为 9 个区，它们分别是石滩窑区，系 东汉晚期至东晋南朝时期，为洪州窑最早烧造区域之一。龙雾洲窑区，烧造年代为 西晋至隋代。郭桥窑区，其烧造年代最早为东汉，兴盛年代为两晋至南朝时期。罗 湖窑区，其烧造年代为东晋至唐代中期。石上窑区，其烧造年代为初唐至五代。罗 坊窑区，其烧造年代为唐代晚期、五代时期。药湖沿岸窑区，其烧造年代为南朝至 隋代。市内窑区，其烧造年代为唐代晚期至五代南唐时期。

        考古发掘工作是揭示洪州窑历史真面目的科学途径。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考古队 于 1979 年秋季对其进行首次考古发掘。1992 ～ 1995 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丰城市博物馆先后进行过 3 次考古发掘。1996 年国务院公 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 年 2 ～ 5 月，省市文博单位再次联合进行了考 古发掘。

        洪州窑的考古调查发掘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洪州窑及其有关的瓷业文化研究 在国内国外均有广泛的人群，深厚的基础；研究内容涉及窑址的发现、命名、确认、 时空分布、源流关系、窑址之间的技术交流以及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对社会生活的 影响、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等，从而对洪州窑的面貌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

        洪州窑场从创烧到没落停烧，熊熊窑火持续燃烧了 800 余年，留下的窑业遗存

        分布范围广泛，连绵 50 多平方公里，不同时期先进的制瓷烧造工艺堪称当时陶瓷工 艺革新的典范，取得了辉煌成就，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考古资料 及研究表明，历史悠久的洪州窑，最迟在东汉晚期就能烧造出比较成熟的青瓷器， 经三国东吴的初步奠基，到西晋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东晋晚期步入勃兴期，南朝开 创辉煌期，隋代进入鼎盛期，唐代初期延续盛期，一直延续到中唐，中唐之后开始 走下坡路，唐代晚期、五代时期进入退出市场的衰落期，最终被宋代的吉州窑、湖 田窑等名窑取代。

洪州瓷热销海内外

        洪州窑窑场的生产时间长，生产区域广，产量大，产品丰富，那么它的产品销  售情况如何呢？相关的研究表明，江西本地是洪州瓷销售的主要区域，迄今已在近  30 个市县区发现东汉晚期至隋唐五代时期墓中，均有洪州窑瓷器出土。这表明，洪  州窑青瓷产品遍及全国，流布到东达今江苏、浙江，西及广西，南至广东，北及陕西、 山东、河南等 9 个省、市、自治区的广大地区。

        洪州窑瓷向外流布的地点附近或不远处有瓷窑场，有的还是名窑场，如南京不  远处与浙江附近有越窑、合肥之北不远处有寿州窑、武昌不远处和长沙附近有岳州  窑等，这几处窑场均是陆羽在《茶经》中所提及的唐代青瓷名窑。洪州窑青瓷产品  能打进其他瓷窑尤其是名窑的主要销售区域，说明它在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  深受人们喜爱。流布出去的瓷器质量好，均是洪州窑的代表作品，以点彩器、莲瓣纹碗、 莲瓣纹盘、戳印花纹钵、多足砚、高足盘、重圈纹杯等花纹装饰精美的器物为多。

        洪州窑瓷器大量销售在江西地区不足为奇，本地窑场的产品采取就近销售的原  则，在当时各窑场大体如此。可是本地瓷窑的产品销往外地的情况，在当时交通条  件不是很便利的状态下，各地窑场就不一样了。洪州窑瓷器之所以能够销往江西以  外地区，主要是其青釉产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唐代天宝年间一度作为贡品被载  入史册，不少佳作受到上层社会的喜爱。《新唐书·韦坚传》载： “韦坚，京兆万  年人……天宝元年三月擢为陕郡太守，水陆运使。……穿广运潭，以通舟楫，二年  而成。坚预于东京汴梁取小斛底船三百只，置于潭侧，每舟署某郡，以所产暴陈其上， 若广陵则锦、铜器、官端绫秀……豫章力士瓷、饮器、茗铛、釜……船皆尾连樯挟橹，观者骇异。”这里说的豫章名瓷当为洪州  窑产品，这样规模庞大的土特产贡品展示， 名瓷独举洪州瓷，说明洪州窑当时确已升  格到贡品瓷的地位，驰名大江南北。

        洪州窑的青瓷产品除在国内销售以  外，还远销东亚、西亚一带，颇受朝鲜、  伊斯兰国家的喜欢。洪州窑青釉瓷中的重  圈纹杯、高足杯、曲形把手杯的造型、纹  样与唐长安城出土的金银器相同，这些应  是对波斯萨珊王朝凸纹玻璃杯和金银器的  模仿，而模仿这些金银器的青瓷产品很可  能又会销售到西亚地区。洪州窑的所在地  洪州（南昌）在隋唐时期就常有胡人出没， 甚至有专门的胡人生活场所。《太平广记》 中屡有洪州商胡事的记载，此时作为江南  一大都会的洪州有专门管理胡商的人员或  机构，为胡人提供必要的交易条件。丰城  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东晋香熏上有一组胡人  拍打腰鼓的物象图，说明其时中西交流的  频繁。

  西晋青釉厕所              东晋青釉蛙形插器          隋代青釉象首流军持

        洪州瓷还传播到韩国等东亚地区，韩 国忠清南道公州市百济武宁王陵出土有六 件洪州窑南朝青釉盏。百济武宁王陵是第 25 代百济武 宁王（462 ～ 523 年） 的 陵 墓，武宁王于公元 501 年继百济王位，公 元 502 年北梁武帝授为征东大将军，公元 521 年遣使奉表，自称累破高句丽，梁武 帝改授“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

        洪州瓷外销主要通过水路来进行。省内瓷器的运输、装船进入赣江，通过鄱阳 湖沟通流域内的四大水系，经水路由支流或陆路可以到达江西大部分地区。1984、 1986 年，丰城县博物馆在赣江先后两次打捞出一批东汉晚期的洪州窑青瓷器。由此 可证实洪州窑产品运往外地是通过赣江，往北进入鄱阳湖，入长江，西连川蜀，东 接江淮，扩散江浙，还可凭大运河通达北方中原等地。向南出省则为逆赣江，至赣 江上游，过虔州（今赣州），陆路转运，翻越大庾岭梅关，入南雄浈江（今北江）， 转珠江，过韶关，至广州，或继而转向广西。

东晋青釉博山炉

青瓷的重要发源地

        瓷器是我国东汉时期创造的一项重要  发明，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是中    华民族对世界物质文化的极大贡献。学界认  为中国的东汉时期为中国成熟瓷器的发端， 而最早的瓷器则是以青瓷面貌出现。在中国    文字史上，第一次出现“瓷”字，应在晋  代以前。洪州窑场的丰城石滩乡港塘新村、  故县村林寺背、曲江镇缺口城均发现东汉窑    址，以此可证洪州窑是中国瓷器重要发祥地之一。

        港塘窑址出土一件直筒腹、束腰喇叭 支烧具，器腹镂刻对称椭圆形气孔，刻有“剑 邑”二字，应是东汉晚期承托大件器烧造器 具。清同治十二年《丰城县志·古迹》记载：“富城旧县，即雷焕获宝剑之所”。故丰城旧址又称为“剑邑”。二者似是跨越时 空的印证。

南朝青釉瓶

        港塘和寺背两处东汉窑址均位于赣江东岸的石滩乡（原丰城故县旧址） ，紧靠  清丰河西岸，距今丰城市区 15 公里，这里是丰城市东部著名的富水、丰水内河经由  小港入北汇入赣江的主干，又是槎水、秀水、西港诸水汇聚的冲积平原，地势开阔平坦，港湖交汇，舟船便利。陆地的丘陵岗阜生长茂密的松树林，河湾港塘低洼地带多黄色胶质瓷泥，有得天独厚的原料与燃料，加之依托汉代富城治地优势，是一个适宜于陶瓷烧造的优良场地。从港塘古窑址有关资料可以确认，中国瓷器的发源地不只浙江一地，江西同样也是中国瓷器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洪州窑证实了江西青瓷器的烧造真正“始于汉世”，与文献记载吻合。 这不仅提示了洪州窑的始烧年代，并且与罗湖为代表的西晋至晚唐五代诸窑口具有 承前启后、因袭相沿的密切关系，可以断定它就是坐落在丰城境内并驰誉中外的唐 代“洪州窑”的早期窑场。

唐代青釉辟雍砚

        洪州窑产品之所以销售范围能够如此广泛，受到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们的喜爱， 最为关键的是洪州窑匠师能够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勇于革新，善于吸纳和总结当 时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在制瓷工艺方面，和同时代的其他窑场相比，具有个性 鲜明的特征，有许多工艺走在同时期窑场的前列。以创新为发展动力，比如较早地 掌握了成熟青釉瓷的生产，点彩装饰技法、火照的使用、芒口装烧技法、匣钵装烧 方法、镂花玲珑技法、化妆土的运用、模具戳印技法以及高超的筑窑和烧成技术等 制瓷工艺。这些窑业技术不仅全面提高了青瓷的产量和质量，而且对促进古代陶瓷 产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先进的龙窑烧造技术

        洪州窑的窑业技术是其优质产品的重要保证，洪州窑匠师 800 年来不断开拓创  新，使产品成为海内外市场受欢迎的商品。从窑炉形制来看，龙窑始终是它的主要  类型。龙窑是江南地区古代普遍采用的烧瓷炉型，由于窑身为长条形，依山丘倾斜  构筑，犹如一条火龙自下而上，因而有“龙窑”之称。龙窑由于有一定的倾斜度，  燃烧室设在窑头，火焰由低向上，经窑尾抽出，产生一种自然的抽力，使窑温可达  1200℃以上，便于控制陶瓷坯的烧成温度和窑室气氛。龙窑的主要优点是：建在山  坡上，地势高，不受地下水的影响；有一定的倾斜度，可省工；使用生长快速，易燃， 且含油脂的松柴作燃料，亚热带松林生长茂盛，就地取材。这种炉筑于山坡，升温快， 降温也快，可以速烧。同时龙窑内空间大，装烧量亦大，热效能高，燃料省，产品  成本低等诸多优点。

        洪州窑的龙窑窑炉由窑前工作室、工作台、火膛、挡土墙、窑床、窑门等组成， 龙窑各部位的要素齐备。东汉晚期与三国时期的龙窑长 20 米左右。龙窑的长度随着 时代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而逐渐加长，龙窑越长，其砌筑技术越高超。洪州窑兴盛 期的窑炉长达 30 余米。

        龙窑窑床的坡度相对稳定，基本上在 9°～ 23°之间，不管是东汉晚期，还是隋  唐时期变化不大，应该是相对成熟的窑炉窑床坡度，也是长时间经验的积累。由于  窑炉构筑技术高超，延长了窑炉寿命，单座窑炉的使用时间较长。多数龙窑窑炉有  2 ～ 3 层窑底，甚至有多达 9 层烧结面，表明窑炉经过多次维修改造，沿用时间很长。

        洪洲窑的龙窑较早地解决了分段烧成技术。丰城寺前山、象山窑址分别清理出  初唐和隋代的龙窑各一座，全长分别是 21.62 米和 18.65 米。在窑炉的左壁，分别设  五、四个窑门，右壁设一个窑门。初唐时期的龙窑遗迹保存较好，由窑前工作面、  火膛、窑室构成，两壁大部分保持完好，但是没有发现投柴孔设在窑顶、窑室上部  的任何迹象。然而在窑炉左壁的窑门处，各门内底部窑汗均较厚，有的还结成疙瘩，  入门处往往高于窑床面，有的呈缓坡状。由此推测窑门处应是分段烧成的填柴的地方， 即柴完窑之后，封门时在下部或中下部留一孔，以供添柴之用，从而解决了龙窑分  段烧成的技术问题，有效地控制窑炉的温度，保证烧瓷质量。

        洪州窑各历史时代龙窑窑身的加长，就是为了增加装烧量，提高产量。但当龙 窑窑身增加到一定长度时，因为火力的限制，置放在窑室后段的坯件往往达不到烧 成温度的要求，容易成为次品或废品。然而在洪州窑址发掘的不同时期的窑内和窑 外多层堆积中，极少发现有生烧的次品或废品，这说明洪州窑已经成功地解决了这 个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分段烧成技术的掌握。

褐釉点彩工艺

        洪州瓷的装饰以褐色点彩著名。褐色点彩是早期瓷器的一种新颖装饰，使青釉为底色的瓷器，又出现一种以铁元素  为呈色剂的褐彩，两种色釉彩交相辉  映。学者们认为，以铁元素为呈色剂  的釉下彩绘工艺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 洪州窑东吴时期出现了在器物的口沿、 肩部以及器盖面等部位施褐色点彩的  新工艺，这些物证，至少可以说洪州  窑是最早使用以铁元素为着色剂装饰

方法的窑场之一。

西晋青釉点彩鹰首壶

        褐色点彩技法流行 于西晋中晚期，主要饰 于鸡首壶、盘口壶、罐、 钵、盏器物的腹部、口 沿和器盖面上。这时的 点彩呈深褐色，点彩多 呈大圆块状排列，粗大 稀疏，点饰较为有规律， 点饰在器盖上的，彩点 之间基本都是等距离， 横向、纵向皆成行。东 晋时期褐色点彩的色泽 浅淡，主要装饰在盘口壶、罐、钵、碗、香熏、灯等器物的口沿部位，使用范围更为广泛，釉下点彩瓷器 广为流行，与东晋初年大量中原土族南渡，南方社会习俗以及审美习俗发生改变不 无关系，其简洁朴素的装饰风格似乎更符合东晋社会崇本尚无的观念。

东晋青釉点彩钵                      东晋青釉点彩钵

        洪州窑匠师运用铁原料装饰美化瓷器，改变了单色青瓷的传统，创新了瓷器装 饰技艺，对美化瓷器，增强其艺术效果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唐代以后釉下彩绘瓷的 成功烧造开辟了道路，是陶瓷装饰艺术的一项重大发明。

最早使用火照控制窑温

        洪州窑场最早使用火照掌控窑温技术。南宋·蒋祈《陶记》：“火事将毕，器不可度， 探坯窑眼，以验生熟，则有火照”。火照是焙烧陶瓷器时测验坯件生熟，测试窑温  的窑具，也叫试火具、火表、火标等，统称照子。有的用瓷土烧成，有的用器物的  碎片钻孔加工而成。火照的作用是控制炉温、火候，在保证瓷器烧成质量方面起了  关键作用，为烧窑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技术检测的手段，使瓷器的烧制成功有了技术  上的重要保障。

        考古资料显示，以往发现最早使用火照的窑场，是湖南长沙窑和江苏宜兴涧潨窑。 长沙窑出土的火照是用不同器物的坏件改制而成，表明长沙窑大约在中唐时期已经  使用火照。宜兴涧潨窑大约在唐中晚的堆积中发现呈弧形泥条的火照。

        洪州窑场是火照技术的最早使用者。随着社会对洪州青瓷需求量的增加，龙窑 长度也逐步增加。东晋晚期开始采用匣钵装烧工艺，龙窑的装烧量大幅提升，对窑 内火温控制要求越来越高，迫切需要实用、可靠的窑温监测技术，才能保证瓷器的 烧造成功。洪州窑匠师敏锐地发明了使用火照来掌控窑温技术。

        1994 年在洪州窑考古发掘的东晋和南朝地层中分别出土了火照，东晋时期的火 照呈小盏形，盏呈尖圆唇，曲壁，浅圆饼足，应是将已施釉的盏体壁挖去一较大圆 孔而成；南朝时的火照造型与东晋基本相同，也是盏状，所不同的是盏较浅，有的 挖孔较大。这种器物制成的火照处于初始阶段，占用空间大，钩取不太方便，后来为片形中孔火照取代。

        东晋洪州窑匠师不断革新陶瓷工艺，率 先在全国使用在焙烧时能随时测验瓷坯生熟 的火照。与以往湖南长沙窑和江苏宜兴涧潨 窑发现的唐代火照相比，将中国使用火照的 历史大大提前，表明洪州窑匠师对瓷器的烧 成温度已经有很好的掌控能力，由此也可看 出洪州窑制瓷技术处于一个较高技术层面上。

火照（上）匣钵（下）

最先发明匣钵装烧技术

        洪州窑的考古发现表明，东晋晚期装烧 所使用的窑具除支座、间隔具之外，还发明 了匣钵。

        匣钵是专门放置坯件的窑具， 由耐火材 料制成。匣钵的作用可使坯件避免窑顶落砂 对釉面的污染和烟火直接接触坯体，保证釉 面光洁，同时使坯体受热均匀，可保证和提高产品的质量；另外匣  钵耐高温，胎体厚实，承重能力强，叠摞不易  倒塌，可以充分利用窑室内空间和适当增加窑 高度，增加装烧量，为瓷器的优质高产创造了  良好的条件。匣钵的名称，最早见于南宋·蒋祈《陶记》记载： “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表明不仅有匣钵的工种，甚至有专门烧造匣钵的窑炉。

匣钵

        1992 年，在调查中采集到了多件具有南朝时期特征的莲瓣纹青釉碗和莲花纹青 釉盘粘连在匣钵内的标本。接着在寺前山、象山窑址发掘的东晋晚期地层中出土了 大量废弃的匣钵，呈桶状，直壁，平底，壁下部开 4 ～ 6 个三角形、不规则形、椭 圆形大气孔。匣钵伴出有东晋青釉瓷器。由此推断洪州窑于东晋后期、南朝早期已 发明了匣钵装烧工艺。

        从其他古窑材料来看，湖南湘阴的岳州窑匣钵使用于南朝梁陈之际，安徽淮南 寿州窑始于唐代中期，浙江越窑始于晚唐时期，洪州窑是迄今为止发现匣钵装烧工 艺最早的瓷窑。使用匣钵烧造瓷器是制瓷方式从粗放向精细的重要转变，即把坯件 由明火直接烧变为匣钵内隔火烘烤，可谓烧造技术的革命性转变。这不仅大大提高 了青瓷的产量和成品率，而且还使器物避免了烟熏、火刺，更有效地提高了产品的 质量，并为后来烧造更为精美的瓷器打下了基础，是古代陶瓷装烧技术进步的一个 重要标志，这是陶瓷烧造工艺上的技术革命，对中国陶瓷工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的工艺，使洪州窑从东晋后期至南朝早期开始进入勃兴期，瓷器的质量超过同 时期的越窑、岳州窑、寿州窑和婺州窑。

芒口烧制技术的创新

        洪州窑装烧工艺环节的创新  是多方面的，最早的芒口烧制技法  也是从此发端。芒口瓷是指口沿未  挂釉而显露一线胎骨者，也称“涩  边”或“毛边”瓷。造成芒口的原因， 一般是因为采用覆烧法烧造瓷器  造成的。所谓覆烧法，主要是将碗、 盘等大宗器皿反扣着焙烧，尽管会  出现“芒口”的缺点，但可以提高  产量，降低成本，所以得到普遍  的推广。这种口沿露胎的覆烧器  物，此前考古资料最早发现于“上承晚唐，下启北宋”的河北曲县涧滋村的五代定窑，后来被景德镇接受并加以改良， 芒口覆烧成为一时之风尚。江西境内的湖田窑、吉州窑、七里镇窑、白舍窑等都烧 制芒口瓷，其时都在五代至宋代，均较洪州窑晚。洪州窑的象山、寺前山窑址的东 晋地层出土较多的芒口平底钵，口沿露一圈涩胎。这类钵采用一件钵覆扣在另一件 仰置的钵口沿上，口口相对，形成器物口沿间的衬垫若干瓷泥的仰覆对口扣烧装烧 方法。这类器物的装烧一般置放在窑床上或者匣钵盖上裸烧。采用对口扣烧技法的 目的，主要是为了追求产量，窑工们充分利用窑内的有限空间置烧器物，可以提高 产量，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由此推断洪州窑烧造的芒口瓷的历史至少 距今 1600 多年，将芒口烧造技术往前推了将近 500 年。诚然，洪州窑的芒口烧造工 艺属于初创期，工艺较为原始，与日后成熟的芒口覆烧技艺无法相比，但毕竟它率 先走出了第一步。

对口烧装烧法

最早的玲珑瓷艺

        洪州窑青瓷不仅有厚胎器，到隋代还烧制出了胎体较薄的镂孔的玲珑瓷，成为 日后景德镇四大名瓷玲珑瓷技艺的启蒙。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曰： “素瓷甚薄，雕花纹而映出青色者谓 之影青镂花，而两面洞 透者谓之玲珑瓷。”玲 珑是瓷器中的一种镂孔 填釉的特殊装饰技法。 玲珑瓷是指在瓷器坯体 上通过镂雕工艺，雕镂 出许多规则的米粒状“玲 珑眼”，以釉覆盖洞眼，置窑烧造，烧成后，瓷胎两面洞透，有釉糊盖，如窗户糊纸，洞眼镂花处透光明亮， 具有玲珑剔透的装饰效果，十分美观，被喻为“卡玻璃的瓷器”。以往认为玲珑技 法出现于明代早期，明代晚期盛行，清代仍有烧造。寺前山、罗湖狮子山窑址分别 发现玲珑瓷片。这之中的隋代剔花卷草纹玲珑高足盘，上部为刻划卷草纹，下部为 玲珑剔刻的莲瓣纹，镂空处釉结其中，玲珑透影，别有情趣。另一件象山窑址出土 的隋代玲珑瓷钵，内底压印尖形花瓣，形似日光图案。器腹上端至口沿镂有一排小 圆孔，两面糊釉透光。

玲珑瓷片

        玲珑瓷是洪州窑的创新产品，为瓷都景德镇宋元明清时期采用这类玲珑镂雕工 艺提供了前期技术借鉴，是中国陶瓷烧造的一个重大突破。可以印证《学瓷琐记》 的记载： “玲珑青釉瓷始于北朝末年至隋初……唐宋元未见，至明初永乐年间景德 镇玲珑瓷烧造，此后复现于清乾隆年间。”

化妆土装饰工艺

        洪州窑在制瓷工艺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胎料装饰上熟练使用化妆土为其一项 突出成就。

        所谓化妆土装饰，是指用上等的瓷土加工调和成泥浆，施于质地较粗糙或颜色 较深沉的瓷器坯体表面，起着美化瓷器作用的一种装饰方法。化妆土的颜色有灰白、 浅灰色、白色等。施用化妆土可使粗糙的坯体表面变得光滑、平整，坯体较深的颜 色得以覆盖，釉层外观显得美观、光亮、柔和滋润，这是制瓷工艺的一项重要成就。

        由于洪州窑瓷器社会需求大，与其他各地窑场一样对瓷土的淘洗一般不会采取  精细的淘洗，故宋以前的瓷器一般胎体厚重，从底部可见其胎泥较为粗糙，成品的  外观美感受到影响。自隋代起，洪州窑匠师普遍采用在器物施釉之前涂抹一层化妆  土的胎体修饰技术，以此来美化器物。这种技法在初唐、盛唐时期仍然流行。其方  法是将加工较细腻的灰白瓷土，以水调和成泥浆，于瓷胎施一层更加细微的泥浆修  饰，既可以遮盖色泽较深的胎质，器体色泽焕然一新，也可以填没孔洞，遮掩粗糙面， 胎面更显细腻，然后施釉入窑烧制，增加釉的莹润效果。通过对偏光显微镜的观测，  专家们认为：唐代洪州窑的制品使用了薄层的高 SiO2 含量的化妆土。化妆土层主要  含有比胎高得多的石英颗粒，其粒度 <50K ，溶剂较少，比较致密。粒度比胎中的  小一个数量级并且非常均匀，显然是用淘洗法加工过的。

        瓷胎上施化妆土后在窑内烧制时，需要胎、化妆土和釉三者之间的烧成温度和 膨胀系数大致匹配，否则胎釉之间就不能紧密结合，釉层易于剥脱。由于化妆土层 与胎、釉三者的热膨胀系数显著不同，要达到完好结合实属不易。洪州化妆土的使 用是成功的，这种工艺得到了充分应用。隋代器物一般都施化妆土，初唐器物普遍 使用白色化妆土，青瓷产品外观因之大为改善。

单体戳印技法

        隋代是洪州青瓷装饰技法丰富时期，印花装饰冠于其他同时期名窑。自隋代起， 青釉瓷流行崇尚自然的水波纹、树叶纹、宝相花纹、莲瓣纹、荷叶纹、草叶纹、蔷 薇花纹等，流行在最醒目的器物内底模印各种各样花纹。其印花装饰技法采用单体 模具戳印花纹。单体戳印技法使得纹样排列整齐，规范划一；一系列有文人情怀纹 样模具的使用，使得产品造型如出一辙。丰富多样的戳印图案，成为洪州窑隋代瓷 器的典型特色。

单体模具戳印技法的使用，能够规模化大量生产瓷器，使得洪州窑在推进规模化、 集约化生产方面获得重大进展。洪州窑是迄今国内发现的使用单体戳印技法最盛行，  而且纹样最为丰富多样的窑场。

        从中国传统工艺传承来看，一种先进工艺的问世，有可能给后世在其他领域的 创造提供历史启迪，可否这样认为，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泥印技艺，也是单体模具，只不过从隋代模具的压印，变成活字印刷的凸雕版，这是绝妙的历史回响之音。洪州窑个性鲜明，自成体系，其制瓷历史之长，烧造规模之大，产品流布之广，在全国东汉晚期至五代时期的瓷窑中都是罕见的。作为中国青瓷发源地之一的洪州窑，自东汉创烧以来，在长达 800 余年的烧造历史过程中，除凭借窑业的丰富资源、水运之利外，更是以开拓创新、海纳百川的进取奋斗精神， 瞄准市场需求，追求技术不断进步，始终把创新作为窑业的生命力，使之成为中国 青瓷生产的著名窑场，为中国陶瓷的繁荣昌盛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