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春是江西十八古县之一。汉高祖六年（前 201 年）大将灌婴筑城，因城侧有泉， “冬暖夏凉，莹媚如春”故名宜春。元光六年（前 129 年） ，封长沙王刘发之三子  刘成为宜春侯，元鼎五年（前 112 年） ，因坐失酎金，废侯。2000 多年以来，宜春  侯一直是宜春史籍上的第一号人物。然而，关于他的遗迹，除了宜春台外，几无他物。 甚至连与他同时期的遗迹也没有发现。按照 2200 多年未曾迁移过的城址推断，应该  在城市地下或周边地带留有同时期的遗存。

一座罕见的木椁墓

        西汉初年的宜春城仅仅囿于袁河南岸的小片区域，河岸的对面则是一条东西走 向约 1.5 公里的岭坎，因在宜春老城北门以外，百姓称其北门岭上。新中国成立以 后，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这里也逐渐成为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武警部 队宜春支队就驻扎北门岭西首。

        1984 年 11 月，武警部队宜春支队在北门岭南侧的山坡上建部队营房，突然挖 出一大片纯净的白色泥巴，还有几条厚实的木板。消息传到当时的宜春地区文物管 理所，经黄颐寿、谢志杰等专家辨认，这是一座古墓葬。由于基建破坏，墓葬原状 已不清楚，白色泥巴包裹着的椁室已暴露。椁室由形同枕木的大方木构成，形成一 定的空间，里面放置随葬品和盛殓尸体的棺材，考古学称这类墓为木椁墓。这座墓 方向 240 度，近乎与这段袁河走向平行。经测量，墓葬椁室东西长 3.12 米，南北宽 2.3 米，深 1.45 米，四周由壁板围合而成，板厚 20 厘米以上，围合前后挡板尽端。均 系整块木板置于底板，无榫卯套合。盖板分 5 块，宽窄不一，窄的 24 厘米，宽的达78 厘米，长 2.3 米，厚度 20 厘米，南北向铺盖，每块盖板间有企口相接。椁底板三块， 长 3 米到 3.12 米，宽 74 到 80 厘米，厚度 20 厘米东西向平铺。其中，一块在板面  中部阴刻棣书“黄母”二字，字约 10 厘米见方。椁室底部有南北向枕木两根，长 3.11  米，宽 24 厘米、厚 22 厘米。两端突起，中段开凹槽紧合底板。

        椁室正中置套棺一具，外棺长 2.18 米，宽 0.8 米，高 0.69 米。与四周椁壁形成“头  箱”和左右“边箱”，头箱在西，边箱在南北两侧。棺底板与左右壁板系整段木料刳成， 壁板厚 9.5 厘米，前后两挡板以榫子嵌入。棺盖厚 7 厘米，盖面四边倒角成弧开，内  面四周开凹槽与棺口相合。

        内棺与外棺套合较紧，长 1.92 米，宽 59 厘米，高 49 厘米。由整段木料刳成，  即独木船形。壁板和底厚 9.5 厘米，两端凿有凹槽，可插入头、脚挡板，脚挡板已不见。 棺盖厚 9.5 厘米，内面四周有双凹槽与棺口形成两层榫卯扣合。棺内置两块垫尸板，  每块长 60 厘米。素面无纹饰。从尚存漆皮来看，内外两棺均涂有黑漆，未见彩绘图案。 墓主人骨架未全朽，可辨识仰身直肢葬式，头向西。棺内其余物品腐烂成泥。

丰富的随葬物品

        墓内随葬物品均出自棺椁之间的头箱与边箱，但因积水浮荡及人为破坏，大部  分器物已不在原位。共计出土 50 余件，按质地分，有青铜器、青瓷、釉陶、泥陶等， 以釉陶器居多。按器形分有鼎、敦、钟、钫、罐、钾、瓮、仓、甑等，另外，还见  有果核、药材、牛骨等。从棺内未见有遗物及挡板缺失，以及不少器身残盖分析，  此墓或许在早年被盗扰。

        鼎 6 件，4 件为釉陶鼎，两件为青瓷鼎，形制纹饰、大小尺寸均相同。敦 6 件，  釉陶 4 件，青瓷 4 件，形制纹饰、大小尺寸均相同。钟 6 件，分两种形制，一种 4 件， 另一种两件，尺寸大小略有不同。钫 4 件，形制一致，大小相差不大，陶钾两件，  瓮 7 件，罐 15 件，甑 1 件，陶仓 2 件，铜鼎 1 件。

        这座墓葬的规模形制遭到严重破坏，造成部分信息的丢失。但由于木椁被白膏  泥包裹，保存较完好。尤其是人骨遗骸尚可辨识，在南方酸性潮湿的环境中实属罕见。 随葬物品虽然已遭到盗扰，但仍有不少器物出土，为研究墓葬的年代等信息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

青瓷鼎                   青瓷钟

墓葬时代

        这种用木板筑造墓室的做法，流行于战国晚期到西汉。西汉晚期以后，开始流 行砖室墓。这种木椁墓形制尤以西汉中晚期常见，如南昌老福山汉墓、莲花县罗汉 山（安成侯刘苍墓）、连云港海州西汉墓、广州增城金鸡岭汉墓等都是这类木椁形 制墓葬。宜春的这座木椁墓虽然被盗扰严重，出土器物仍可以看出一定的组合关系， 鼎、敦（盒）、钟、钫，这种组合形式最早出现在楚地墓葬中，西汉以后仍有延续， 在长沙、洛阳、南昌等地的西汉墓葬中都曾发现过这种的现象。而出土的陶罐特别 是南昌东郊西汉墓葬群中出土的几乎与之相同，就连在陶罐上刻划数字也几乎一样， 还有出土的青铜鼎与南昌东郊一号墓中的铜鼎也十分相近。通过墓葬形制、器物组 合等方面的比较，基本可以推断出宜春木椁墓的时代为西汉中期。当时的发掘者黄 颐寿、谢志杰认为具体时间相当于汉武帝时期（前 141 年～前 87 年）。

西汉时期宜春社会的缩影

        自古以来，丧葬制度是传统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的礼制大量沿袭了战国 时期礼制遗风，像此墓中一椁重棺形制及六鼎、六敦、六钟、四钫的陶礼器组合， 代表着墓主人有着很高的爵位。鼎的形制在西汉初年与战国时期相差不大，此墓中 出土的鼎为椭球形，腹为圜底，盖为弧盖，盖与鼎子母口扣合，三个较矮的蹄足，

        这都是战国以来的风格。鼎是用来盛放肉食的，这一点从商周到汉代没有变化。在  周代与鼎配合使用的簋用来盛放米食，战国以后，逐渐发生变化，簋的形制演变为敦， 也称为盒。从此墓中还可看出鼎簋数量奇偶组合的遗风。钫与钟、钾等一般为盛酒器， 也有装粮食的。

        这座墓葬不但出土了反映礼仪制度的器物群，还出土了专供贮存粮食的陶仓模  型。干栏式，四足，圆形，囤顶，一侧有梯可通上方仓口。可以看出当时的宜春人  在贮存粮食时已经注意防潮、通风、防盗、防鸟兽侵食，颇具特色，也说明那时粮  食生产已经十分富足，贮存粮食成为日常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活动。现代人常说的仓库， 在古代其实是两个用途不同的场所，仓用来装粮食，称为“粮仓”；库用来放金钱，  称为“钱库”。远古时贮存粮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装在地窖，但潮湿霉变、虫鼠侵  食是最大的问题。后来，逐渐转为地面、地上架空。粮仓也因形状不同叫法不同，  方形仓为“仓”，圆形仓为“囷”，盛放稻谷的称“谷仓”，盛放稻米（舂过的稻谷） 的“米廪”。从这点分析，这座墓中出土的应该是一件盛放稻谷的“囷”。

陶仓

        另还有一件陶甑，为底小口大的盆形器，底部有十六个透气孔。甑是用来蒸米饭的日常用器。下部应该还有一件釜，釜甑合用才可以蒸食物。西汉时，有陶釜也 有铁釜，东汉墓中还常有支撑铁釜三足铁架，也有墓葬出土完整的灶具，陶灶上放 置陶釜，釜上放甑，完全是一幅生火做饭的场景。

        此墓还发现有牛骨、果核、药材等。牛在古代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西汉初 甚至还用牛车代替马车出行。牛耕方式最早在北方推广，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 发展。结合陶谷仓的出土，牛骨的发现也是宜春农业进步的重要物证。刘成分封宜 春侯后，筑宜春台以寄思故乡，台下种植“桃李万株”，墓中的果核可能就是桃核。

        通过对这些随葬物品的研究，宜春西汉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缩影隐约呈现在我们 眼前。

探析墓主人

        古代墓葬的基础性研究，一是墓葬时代，一是墓主人信息。宜春木椁墓的时代 已经断定，如果能知道他是谁？什么性别？身份如何？将对研究宜春西汉历史有更大的价值。

        木椁底板上阴刻隶体“黄母”二字， 这是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发掘者据此  认为墓主人性别为女性。2002 年远在  千里之外的连云港海州西汉墓也曾发  现文字“东公”，与宜春“黄母”不  同的是他刻划在棺盖板上。海州西汉  墓是一穴四棺墓，“东公”棺位于中间， 北边的木棺内有一具保存完整的女尸。 发掘者推断“东公”应是男性墓主人，  这是一座男主人与妻妾的合葬墓。不  论是从文字上分析，还是墓主人摆放  的位置，这两个关于两个墓主人性别  的推断应该是正确的。

“黄母”字样

        江西境内发现的西汉墓葬不多，见诸报道的有南昌老福山木椁墓、南昌东郊西  汉墓群、安成侯刘苍墓等，与它们对比推断，宜春木椁墓的墓主人至少也应是当时  地方统治阶级的人物。在宜春西汉人物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宜春侯刘成。相传，刘  成封于宜春，废侯后继续居于宜春，死后也葬于宜春。2007 年，江西省莲花县发现  了安成侯刘苍的墓葬，墓室长 10.9 米，宽 8.9 米，出土器物超过百件，最珍贵就是  安成侯金印。二者相比，刘苍是刘成的二哥，安成侯传三代，刘苍是第一代，死后  按诸侯礼制下葬。宜春侯仅刘成一代，共 17 年，死时已无爵位，其墓葬应小于刘苍墓。 但刘成墓在何处？志书中有两种说法：一是成书于南宋时期的《舆地纪胜》载“汉王冢， 汉长沙王子成封宜阳（春）侯，卒，葬于州东南一里”；另一种说法是明正德版《袁  州府志》载“刘成墓在宜春台侧。”这两处记载相差 300 年，且相矛盾。按汉代习  俗，在城内葬墓的可能性很小，后一种说法可信度有待考证。根据宜春城周边考古  发现资料，城东南一带确也发现大量汉代墓葬，如麻纺厂、环城南路、张家坊等区域， 其中天井窝、老虎窝两处墓群早在 1984 年就被公布为宜春市第一批市保单位。由此  来说，城之东南方向应是寻找宜春侯墓重点区域。

         宜春木椁墓毫无文献线索，完全不能断定为刘成墓。不过，依棺椁之制、礼器 组合以及墓葬时代推断，此墓主人很可能与宜春侯刘成有交集，或许是他的群僚， 或许是亲人。同时，也可以看出大量汉文化遗物，说明墓主人非本地原居民。葬于 城北，朝向长沙下葬方式似乎有遥思故乡、欲归故土之意。